1937年，韩复榘叫来手下五个师长，讨论是否和日本人合作，孙桐萱带头说：“韩主席如果亲日，恐怕弟兄们就不会再跟着你了。”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执行枪决。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是山东军政大权在握的人物，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事情并不是从济南失守那天才开始。早在日军大举逼近山东以前，日本方面就在华北各地寻找可以拉拢的地方实力派。土肥原贤二等人打的算盘很清楚：能让一个省保持所谓“中立”，就能少打一场仗，还能从内部拆散中国的抗战部署。
韩复榘恰好是他们盯上的对象。他在山东经营多年，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人事班底，与南京方面又时有矛盾。日本方面由此判断，他最在意的未必是全国战局，而是地盘还能不能保住，手里的部队会不会在战争中被消耗干净。
日方拿出的条件听起来很诱人：山东不让中央军进入，韩部不对日作战，日本军队便不进攻山东，也不轰炸济南。换句话说，只要韩复榘把山东从全国抗战中抽出来，日本方面就答应暂时不碰他的地盘。
韩复榘没有马上拍板。他把五名嫡系师长叫来，将条件全部摆开，想知道这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将领究竟怎么想。屋里一时没人说话。不是大家听不明白，而是谁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军事调整，一旦点头，部队的立场也就变了。
孙桐萱最先开口。他长期在韩复榘部下任职，当时掌握第十二军，在嫡系将领中很有分量。他没有绕圈子，直接提醒韩复榘：如果真的走亲日这条路，下面的官兵不会答应，愿意继续跟随他的人恐怕也不会多。
这句话一下击中了韩复榘的软肋。地方军队虽然听命于长官，却不是谁想带到哪里就能带到哪里。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投靠侵略者意味着什么，基层官兵心里有杆秤。其他师长也没有站出来支持，韩复榘只能暂时放下这件事。
可会议上的退让，并没有消除他心里的矛盾。他不愿背上投敌的骂名，又害怕部队拼光；既想继续掌握山东，又不愿完全服从战区调度。他考虑最多的，仍然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济阳一带时，韩复榘并非完全没有抵抗。他曾亲临前线，所带卫队伤亡很大，自己也险些被围。部队撤到黄河南岸后，又炸毁黄河铁桥，希望迟滞日军南进。
但这场遭遇没有让他下定长期坚守的决心。一次战斗伤亡越大，他保存实力的念头反而越重。前线部队需要的是明确部署，他给出的信号却不断变化：一会儿准备抵抗，一会儿运送物资，一会儿又考虑向更远的地方撤退。
到了1937年12月下旬，日军从黄河下游寻找渡口。12月22日夜，日军一部渡河南下，韩复榘随即安排省府和主力向南转移，只留下孙桐萱部担任后卫。上级要求坚守济南的命令到来时，他已经离开。
战区随后要求他守住泰安，韩复榘仍然继续向济宁方向撤退。济南于12月27日失守，1938年元旦，泰安也落入日军之手。津浦铁路北段的重要门户被打开，日军沿线南下的压力迅速增大。
问题已经不只是丢掉几座城市。战场上并非任何撤退都是错误的，有计划的转移有时是为了保存力量、重新组织防线。韩复榘真正严重的地方，在于连续后撤没有服从战区的统一安排，给周边部队和徐州方向造成了很大被动。
1938年1月7日前后，日军逼近济宁，韩复榘再次将部队撤往曹县、单县、成武和金乡一带，已经接近河南边境。他仍然想保住自己的部队，等待局势变化，却没有意识到，南京方面对他的忍耐已接近极限。
几天后，韩复榘被要求前往开封参加军事会议。他起初不愿前往，担心此行有危险。经过反复劝说，他最终还是到了开封。会议期间，他被当场扣押，随后解往武汉。
1月23日，韩复榘被免去所任职务。第二天，他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按兵自保等罪名被处决。从济南撤离到武昌身亡，前后不过一个月左右，一名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高级将领，就这样走到了生命尽头。
韩复榘倒下后，他留下的部队并没有全部散掉。孙桐萱先承担第三集团军的重要指挥任务，随后率部在运河沿线阻击日军。1938年2月间，所属部队渡过运河，向济宁和汶上发动进攻。
部分官兵一度攻入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由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进城部队伤亡很大，最终撤回运河西岸。这些战斗没有改变整个战局，却迟滞了日军向徐州方向推进，也证明第三集团军仍有官兵愿意留下抗战。
前后两幕放在一起，意思就很清楚了。孙桐萱当初反对亲日，不只是担心留下骂名，那句“弟兄们不会再跟着你”，说的也不只是个人去留，而是一支军队愿不愿意越过民族大义的底线。
在我看来，韩复榘的问题不能只用“胆小”两个字解释。他最大的错误，是一直把地方实力当成最重要的筹码，总想在日本侵略、战区命令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一条都不得罪的路。
可战争不会给人留下这种从容周旋的空间。拒绝与日本方面合作，只是守住了最低底线；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服从整体部署，承担守土责任。孙桐萱的表态之所以被人记住，正因为他点明了一个朴素道理：长官可以犹豫，官兵却未必愿意跟着他越过民族大义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