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韦岗首次伏击日军，本以为靠游击战经验能稳赢，交火后却发现日军枪法极准，新四军因装备差，缺正规训练陷入被动，最终虽赢下首战，却也摸清了日军真实战力。
这场仗真正改变的，并不只是镇句公路上五辆日军汽车的命运。半个多小时里，新四军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一个受过系统训练、装备占优的对手，在突然挨打以后究竟会怎样反应。胜利拿到了，过去凭想象形成的判断，也被枪声打碎了。
1938年春，新四军准备向苏南敌后发展。粟裕率四百余人的先遣支队先行出发，任务包括侦察道路、联络群众、了解日军活动规律，为主力进入江南探路。队伍中的许多人经历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钻山林、走夜路、打伏击都是熟手，但他们几乎没有同日军直接交过手。
多年游击生涯练出了胆量，也容易带来一种错觉：只要藏得住、靠得近，突然打上一阵，敌人就会乱掉。日军装备好，这一点大家知道；日军在混乱中恢复得有多快，枪打得有多稳，班组之间如何互相掩护，当时却只能靠战场回答。
6月15日夜，先遣支队配合第一支队第二团部分兵力，在下蜀附近破坏京沪铁路。任务完成后，粟裕没有立即撤远，而是准备顺势再打一仗。他早已注意到韦岗一带：镇江通往句容的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弯多、路窄、林密，汽车进来后难以掉头，前后也不容易照应。
战斗前的准备同样值得注意。先遣支队不是在地图上随便挑个山口，而是结合前期侦察掌握车队路线和通行时间，又把破路行动与伏击衔接起来。兵力少，就必须等敌人进入最不利的位置后再开火。这种谨慎，与部分官兵临战前的乐观形成了鲜明反差。
部队连续冒雨行军，又忙了一夜，许多人已经十分疲劳。粟裕没有把所有人都拉进伏击圈，而是从各部挑出精干人员，组成六个步兵班、一个机枪班和一个短枪班，总共约九十余人。兵力不算多，真正能依靠的，是隐蔽、突然和近距离攻击。
6月17日凌晨，队伍冒雨赶到赣船山口附近。战士们伏在湿草和泥地里，等了几个小时。上午8时左右，五辆日军汽车从镇江方向开来，车上有日军官兵和运输人员。车队拐进弯道，首尾被山势隔开，伏击部队随即开火。
最初的一阵射击打得很突然。前面的汽车受阻，后车来不及转向，日军有人滚进沟里，有人钻到车底。可局面并没有按最乐观的设想发展。敌兵很快伏低身体，借汽车、路沟和草丛还击，射击动作熟练，暴露在外的新四军战士马上感到压力。
差距就在这时显了出来。新四军枪支型号杂，弹药紧，有些武器已经老旧；官兵擅长机动和突袭，却缺少在敌方稳定还击后继续组织火力的经验。日军不但枪法较准，还能在混乱中寻找目标、相互掩护。战士稍不注意，便可能被压得抬不起头。
粟裕没有让部队在远距离对射中消耗。他要求各班利用坡地分散接近，机枪和短枪掩护步兵，把战斗拉到日军不容易发挥射击优势的近处。冲锋发起后，双方在公路、沟坎和水田间展开近战，原来整齐的伏击队形，也变成了一个个短促而激烈的搏斗点。
战斗大约持续半小时。日军13人被击毙、8人受伤，四辆汽车被击毁，新四军缴获长短枪、军刀、日钞和一批军用品，余敌乘车逃走。较新的考证记载，新四军有1人牺牲、3人负伤。部队没有留在原地庆祝，而是迅速清理战场，带着战利品转移。
消息传开后，镇江、句容一带群众对新四军的看法随之变化。有人主动提供道路和敌情，有人帮助转移、照料伤员。敌后部队能否生存，除了枪打得准不准，还取决于百姓是否相信这支队伍真心抗日。韦岗的影响因此远远超过战场本身。
从战果看，韦岗不是一场大规模作战，却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苏南百姓第一次看到，新四军进入敌后不是只做宣传，而是真敢在日军控制区主动出手；部队也第一次明白，对付日军不能只靠勇气，更不能把过去的游击经验原样搬来。
这场胜利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没有遮住问题。日军遭袭后的恢复速度、射击水平和顽抗能力，都比许多官兵预想得强。新四军要在江南站稳脚跟，就得加强射击、投弹、隐蔽和班组配合，还要把伏击地点、撤离路线、敌军增援时间一并算进去。
韦岗以后，新四军的打法越来越讲究避强击弱、集中兵力和快速转移。地形不再只是藏人的地方，还要用来切断敌军前后联系；突然袭击也不只是打出第一排子弹，更要考虑敌人缓过来以后怎么办。这些认识，不是课堂里听来的，而是用伤亡和实战换来的。
直到2026年，关于这场战斗仍有新的档案发现。过去长期被称作“土井少佐”的日军军官，经日本战时官报等材料互证，身份被确认是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的炮兵大尉土井浩。这一细节的厘清，也说明历史记忆需要不断核对，胜利则不需要夸大。
在我看来，韦岗首战最有分量的地方，不只是打赢，而是赢了之后知道自己哪里还不够。轻敌被事实纠正，经验被重新整理，勇敢也开始同训练、纪律和判断结合起来。真正成熟的队伍，不是从不遇到被动，而是能在被动中迅速看懂对手，并把下一仗打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