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启程，搭乘专机前往昆明。在此次出行之前，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政见分歧、权力矛盾已积攒多年，两人的派系隔阂根深蒂固。
问题并不是到了1938年才突然出现。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长期围绕最高领导权展开竞争。汪精卫党内资历较深，拥有自己的政治班底；蒋介石则凭借军权和不断扩大的行政控制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两人有过合作，却从未真正消除戒心。
一些时期，国民党内部形成过蒋介石偏重军事、汪精卫主持政务的局面。看起来像是分工，实际却暗藏矛盾。汪精卫有党内名望，却难以掌握决定局势的军队；蒋介石手握实权，又始终防范汪派重新联合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发起挑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旧矛盾被更大的现实问题盖住了一阵。可随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相继陷入战火，双方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越来越远。蒋介石认为，只要中国坚持抵抗，把战争拖入长期阶段，日本就难以迅速实现吞并中国的目的。
汪精卫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他盯着接连失守的城市、不断增加的伤亡和越来越困难的财政，逐渐认定中日力量差距过大。按照他的判断，继续作战只会让谈判条件越来越差。这种悲观认识，后来成了他推动所谓“和平运动”的理由。
但事情并不只是“主战”与“主和”四个字那么简单。汪精卫长期处在蒋介石之下，名义地位很高，关键决策权却有限。随着蒋介石在战时体制中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汪派能够调动的政治资源不断减少。路线分歧与个人权力失落，逐渐搅在了一起。
日本方面也看准了这个裂缝。1938年下半年，日本在军事进攻之外，加紧对国民党高层进行诱降，希望找到一位有资历、有影响力的人物，另立一套政治班子，从内部削弱中国抗战。
汪精卫身边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开始与日方秘密接触。10月，梅思平前往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商议后续安排。此后，高宗武、梅思平又同日本军方代表谈判，形成涉及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及驻军等问题的协议记录。
这些条件触及中国主权，日方所谓“和平”也并非平等停战，而是企图用政治控制巩固军事侵略成果。汪精卫对此并非毫不知情。他仍然选择推进秘密接触，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借日本提出的条件打开局面，再凭借个人声望争取地方实力派响应。
昆明因此成为重要落脚点。云南距离法属印度支那较近，又有航空线路可供转移。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接触，希望探明龙云的态度。他设想的并不只是个人出走，还想在西南形成一股能够同重庆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
这一打算很快落空。龙云没有公开站到汪精卫一边，也没有带领云南脱离抗战阵营。汪精卫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地方响应，只能继续执行出境计划。12月19日，他与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飞往河内。
离开昆明时，汪精卫仍试图掩盖真实意图。他曾以身体不适为由通知重庆方面，声称需要在昆明多停留一天，然后返回重庆。然而就在这套说辞传递出去时，他已经飞越边境。直到消息逐步传回重庆，这场出走才完全暴露。
河内并不是终点，而是一处等待局势变化的中转站。汪精卫原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公布一套看起来较为宽松的条件，使他可以用“停止战争、保存国家”的说法争取国内支持。可日本真正关心的，是利用他的身份分裂中国，而不是给他平等谈判的地位。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这些漂亮字眼背后，仍然保留了承认伪满洲国、限制中国主权和扩大日本控制等实质要求。汪精卫却决定公开响应。
12月29日，他在河内发出后来被称为“艳电”的通电，要求重庆方面以近卫声明为基础，同日本交换意见，恢复所谓和平。“艳”字并不是形容电文，而是当时电报用来代指二十九日的韵目。随着这封电报传开，汪精卫的真实立场已无法再遮掩。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职务。至此，重庆到昆明、昆明到河内的两段航程，变成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政治分界线。他原本想凭借资历和声望另开局面，结果既没有获得广泛响应，也没有从日本手中得到真正的自主权。
1939年4月，汪精卫进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开始同日方商谈建立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这个政权依靠日本侵略军存在，在军事、外交、经济等关键事务上受到日方控制，所谓“和平”最终变成了为侵略秩序服务的工具。
回头看，汪精卫的出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意见不合，也不能只理解为对战争前景的悲观。多年权力竞争让他难以接受自己逐渐被边缘化，连续的军事失利又放大了他的失败主义，日方诱降则给了他一条看似可以重新掌握政治主动权的捷径。
可这条捷径的代价，是把个人政治选择放在国家主权之上。政见可以争论，战略也可以调整，但在外国侵略者占领大片国土时，绕过抗战阵营与侵略者合作，性质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汪精卫从重庆飞往昆明的那一天，带走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也带走了他最后一次停止错误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