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军营长带两连投红军，自认只能授大校，55年授衔当场看愣
1955年11月26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沈启贤收到两张大红请柬。
请柬上的时间是11月29日上午8时，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最让他意外的，是其中几个字：接受将官军衔。
沈启贤盯着请柬看了许久。因为在这之前，他给自己估出的最高结果，一直只是大校。如今名单已经确定，他才知道，组织给出的评价比自己的判断高了一级。

1931年，沈启贤与何继周等陕南青年进入杨虎城部队的军官训练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越来越深。他们在训练和服役中接触到进步思想，也开始认真思考：军人的枪，究竟应该用来抵抗外敌，还是继续打内战？
1932年底，他们又到平利参加干部教育班。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曾参加宁都起义，向部分学员介绍红军的纪律、生活和主张。
这些话让沈启贤很受触动。
1933年，他联络何继周、徐海山等人，秘密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大家约定，回到各自连队后，暗中联系可靠官兵，等待合适机会把队伍带出去，寻找红军。
这个计划没有马上实施。
军队内部戒备严密，稍有不慎，不仅自己会丢掉性命，还会连累一批已经表明态度的官兵。他们只能分头行动，把想法藏在心里，一边带兵，一边观察哪些人真正愿意走。
后来被概括为“带两连投红军”的行动，其实前后跨了近九个月。
1935年12月11日深夜，何继周已经改名何振亚。他与洪九畴、张孝德等人率警二旅四团九连百余人，从长安引驾回进入秦岭。
他们原本准备寻找红军，可红二十五军已经北上。队伍进山后，一时找不到红军主力，只能先组织陕南游击纵队，在镇安、柞水、宁陕一带活动。
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们没有固定根据地，缺粮、缺药、缺弹药，外面还有追兵。为了把这批人保存下来，何振亚等人一面开展游击活动，一面与地方势力周旋。
沈启贤仍留在原部队。他继续联系愿意参加起义的官兵，还写信寻找外部帮助。几年酝酿下来的计划，就这样被一点点推向最后关头。
1936年8月13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紫荆刘家大院正式成立。当时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治委员，杜瑜华任参谋长。
不到一个月后，9月9日，沈启贤与李传民率四团四连在商县夜村起义。队伍冲出原有建制，向山区转移，随后与先期行动的官兵会合。
两支连队并非在同一天出发，却来自同一个秘密计划。何振亚带出的九连，是先行力量；沈启贤率领的四连，则成为后来赶到的重要补充。
9月17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与红七十四师会合。双方商定活动范围，红七十四师还送来一批枪支弹药。
从此，这支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队伍，终于找到了可靠的组织联系。
1937年2月，部队抵达礼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一个月后，他们在甘肃庆阳改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沈启贤任参谋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又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沈启贤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转赴前线，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营长、团长和参谋干部。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进入东北。
从带领小规模部队行动，到担任独立师师长、野战军师长，沈启贤的指挥能力是在一次次实战中练出来的。他参加过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又随军一路向南。
1950年，沈启贤担任第三十九军参谋长，随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第三十九军与美军主力交锋，重创对手。后来，他又转任志愿军空军参谋长。
1952年回国后，沈启贤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参与创建空军系。工作一下子变了：过去面对的是战场和敌情，现在面对的是教员、教材和学员。
他没有因为离开一线而松下来。人民空军刚刚起步，既缺成熟的教学体系，也缺有实战经验的指挥人才。沈启贤把陆军作战和空中作战的经验结合起来，为培养空军指挥干部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这也说明，1955年的军衔评定，并不是简单比较谁参军早、谁带出的队伍多，11月29日上午8时，授衔、授勋典礼正式开始。
唱到沈启贤的名字时，他起立答“到”，随后与同组人员登上主席台，双手接过军衔命令状。换上将军礼服后，他又返回会场，接受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多年以后，沈启贤仍把这一天称为自己“终生的荣誉”。
他真正难得的地方，不只是把自己估低了一级，而是从未拿资历当成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记得自己没有参加长征，也记得干部鉴定里写过自己的问题，所以先想到的是“自己够不够”，而不是“为什么不能更高”。
组织最终衡量的，则是他二十多年里做过什么、打过哪些仗、承担过什么责任。
沈启贤后来继续参与创建北京空军学院，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83年离休。2010年1月24日，他在北京逝世。
到2025年，安康仍在整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活动路线和相关历史遗存。那两支从旧军队中走出的连队，人数并不算多，却改变了一批官兵的命运，也让秦巴山区留下了一段值得被记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