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一个团弹尽粮绝，地主却堵门不让突围，团长曾国华拔枪后地主却说：跟我来。
1939年4月1日下午，山东陵县大宗家村已经被炮火打得变了模样。院墙塌了几处，街口横着伤员，守军的枪声也越来越稀。村外，日军骑兵来回巡查，机枪封住几条道路。留在村里的百余名战士一旦被压进狭窄院落，后果很难想象。
几天前，这里还算平静。
3月27日，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来到大宗家一带休整。曾国华任支队长，王叙坤任政治委员，龙书金是第五团团长。近两千名指战员分住在大宗家、侯家、赵玉枝家、阎福楼等几个村庄，彼此只隔一两公里。
当时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正在向外发展，部队既要打日军据点，也要保护交通线和当地群众。连续转战之后，许多战士缺衣少粮，手里的步枪型号也很杂。这样一支队伍最怕的不是不敢拼，而是突然遇到重兵，弹药经不起长时间消耗。
部队的驻扎情况很快被日军探知。日军从德州及周边据点抽调两千余人，带着步兵、骑兵和车辆，趁夜向几个村庄包抄。4月1日拂晓，前沿哨兵发现敌情时，包围圈已经收紧，整支部队再想一起转移，已经来不及了。
日军的算盘很清楚：先用步兵和火力把八路军赶出村庄，再让骑兵在平原上追击。鲁北地势开阔，田野上少有遮挡，一旦部队白天离村，队形很容易被冲散。曾国华判断不能盲目突围，命令各部先守住村落，再寻找敌军薄弱处。
大宗家方向很快成为主战场。
龙书金率领五团团部、特务连和部分连队依托房屋、院墙阻击。日军冲进街口，战士们便从屋顶和墙洞还击；一处院子守不住，就退到下一条胡同。双方有时只隔一堵土墙，枪声停下后，紧接着便是手榴弹爆炸和刺刀碰撞。
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日军连续发起进攻。八路军虽然多次把敌人顶了回去，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五团政委曾庆洪在战斗中牺牲，龙书金负伤，不少连排干部倒在街巷里，能继续拿枪的人越来越少。
更要命的是，子弹快没了。
五支队长期在敌后活动，武器来源不一，有汉阳造，也有战斗中缴获的日式步枪。不同枪械使用的子弹并不通用。有人弹袋已经空了，只能从牺牲战友身边寻找剩下的几发；有人守着墙头，却迟迟舍不得扣动扳机。
下午三时前后，驻守其他村庄的主力先后打开缺口，冲出了包围。大宗家村内的部队却仍被死死咬住。日军又调来七百余人，集中向村内猛攻，准备把剩下的守军一口吃掉。
龙书金带领战士退入宗子敬家的大院。这座院子墙高门厚，过去是当地人眼中的坚固宅院，暂时能挡住日军冲击。可院墙只能挡子弹，不能凭空变出弹药。枪声一旦彻底停下，再结实的大门也撑不了多久。
有人提出，趁日军尚未完全合拢，从正门冲出去，哪怕付出伤亡，也比困在院里强。战士们刚要集结，七十多岁的宗子敬却站在门口，拦住去路，说什么也不让部队从那里走。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战士们不了解院外的情况，只看到一个大户人家挡住生路，自然心生怀疑。当地后来流传的讲述中，曾国华情急之下拔出了手枪。枪口面前，宗子敬没有逃，也没有争辩，只转身说了一句：“跟我来。”
老人穿过后院，把几名战士带到一处隐蔽房屋前。门被打开后，里面存放着一批枪械和弹药，其中有数万发子弹。这些武器原本是宗家早年为防范匪患留下的家底，平日藏得很严，连不少本村人也不知道。
宗子敬并没有谈什么大道理。他只是明白，这些枪弹留在自己手里，最多守住几间房；交给正在抗击日军的队伍，或许能救下一批人。附近其他大户和村民也纷纷拿出子弹、手榴弹，有人帮忙搬运，有人照顾伤员，还有人直接参加了战斗。
战士们迅速按照枪械型号分配弹药，再一袋袋送到墙头。刚刚稀落下去的枪声重新密集起来。日军以为院内守军已经接近极限，再次冲进街口，却迎面撞上突然恢复的火力，进攻节奏一下被打乱。
宗子敬送出的弹药没有立刻结束战斗，却为守军争来了最需要的时间。
此前已经突围的五支队部队并未远走，而是从外围返身攻击日军，迫使包围圈出现松动。龙书金抓住机会，带领剩余百余名战士冲出大宗家，与主力重新会合。当夜，曾国华率部越过旱河，转移到义渡口一带，避开日军的再次追击。
这场战斗从拂晓打到傍晚。八路军先后击退日军三十余次进攻，毙伤日军五百余人，自身也伤亡四百余人。日军企图围歼冀鲁边抗日主力的计划没有实现，但第五支队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
战后，曾国华没有只谈打退了多少敌人。他在部队会议上总结，长时间驻扎一地、警戒不足、情报不灵、没有预先准备应急方案，都是这场血战留下的教训。敢打硬仗是一回事，怎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则是另一回事。

1995年，大宗家战斗纪念碑在当地落成。多年过去，村里的枪声早已消失，但那一天仍被人们反复讲起：有人守在墙头，有人冒险送弹，有人冲出去后又回身接应。正是这些彼此托住的力量，让一支几乎被困死的队伍，最终走出了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