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杜月笙被日本人用枪顶着脑袋，满座宾客都以为他当场要服软——他只说了一句话，对方沉默三秒，把枪收了。
1937年11月26日，杜月笙离开上海转赴香港。轮船驶出码头时，他在上海经营多年的产业、人脉和地位，几乎全部留在了身后。这并不是一次普通避难，而是他面对日本人多次拉拢后，给出的最终回答：地盘可以不要，替侵略者办事不行。
时间退回到这一年年初。日本海军将领永野修身从欧洲回国途中，特意到上海与杜月笙见面。谈话表面围绕经济合作，实际上带着明显试探。日本方面很清楚，杜月笙能影响工商、金融、航运和帮会，只要他点头，很多人便会跟着观望，甚至转变态度。
七七事变后，上海局势迅速紧张。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开始联系商界、同乡组织和社会团体，把原先用来经营关系的那张大网，转过来筹集资金、征收物资、救助难民。
8月7日，他走进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上海市民出钱出力。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炮火很快逼近城区。8月19日，他又在报纸上刊登征募救国捐的告示。一个多月时间，筹募委员会便募得救国捐150余万元。
钱只是其中一部分。杜月笙早在1934年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战事发生后，他参与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队、急救队和临时医院相继成立，近百辆汽车被征集用于运送伤员，另有多家公立、私立医院负责接收受伤军民。
城区里的伤员不断增加，难民从闸北、虹口等地涌向租界。救护人员冒着炮火往返前线，有人抬担架，有人开车，有人负责寻找药品。相关救护和运输工作，先后帮助了数万名伤兵和普通市民。
战事越来越吃紧，单靠捐款和救护已经不够。9月4日，相关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组建一支规模较大的武装力量，后来形成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参加者中既有帮会成员，也有工人、学生、店员和教师。
这些人接受的训练十分仓促，武器装备也算不上精良，却要负责侦察、警戒、肃奸和配合作战。到了10月，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一带投入战斗，不少年轻人倒在阵地上。杜月笙利用帮会关系组织力量，在这件事上确实发挥了作用。
平型关战斗之后，前线急需防毒器材。上海方面收到请求后，杜月笙参与推动，将一批从荷兰购入、数量达到上千套的防毒面具转交给八路军。那时交通受阻，军用物资紧缺，能够把器材及时送到前线，比宴席上的漂亮话更有实际分量。
也正因为这些行动，日本人更不愿轻易放弃拉拢他。上海华界大部沦陷后，占领者急需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出面维持秩序，还想借商界名流的身份粉饰侵略。杜月笙的名字、关系和号召力，恰恰是他们最想利用的东西。
那场宴席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方先谈利益，再谈职位，希望杜月笙出面组织地方事务。见他一直不肯松口，宴席上的客气很快消失，威胁被直接摆上桌面。
后来流传最广的叙述中，一名日本特务掏出手枪，把枪口顶到杜月笙头上。原本还有轻微交谈声的宴席，顿时安静下来。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不是普通争执，对方随时可能开枪。
杜月笙没拍桌子也没摆江湖架子。他只是把意思压成一句话：自己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人办事。
现场沉默了几秒。拿枪的人没有立刻扣动扳机，并不是突然变得仁慈，而是在计算后果。杀掉一个杜月笙并不困难，可他身后牵动着上海商界、帮会和大量社会关系。真把人打死，日本方面得不到合作，还可能把更多原本观望的人推向对立面。
枪最终收了回去。杜月笙也没有因为逃过这一关，便改变自己的态度。上海守军撤退、华界大部失守后，他于11月26日离沪赴港，没有接受日方安排的职务，更没有留下来替占领者维持门面。
12月初，他又从香港赶往武汉，随后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参与赈济工作。返回香港后，他设立相关办事机构，继续筹集经费，接收海外捐助的药品、衣物和救济品，再设法转运到内地。离开上海，并不等于停止抗战救援。
当然，杜月笙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包装的人。他早年的发迹同旧上海帮会、鸦片生意和暴力秩序有密切关系，这些经历不能因为后来参与抗战便被抹去。承认他在1937年的选择，并不等于为他的整个人生涂上一层亮色。
历史人物往往复杂。一个人过去做过错事，不代表后来每个选择都应被否定；同样，某个阶段做过有益之事，也不能把此前的问题全部洗掉。真正需要分清的，是他在民族危亡摆到眼前时，究竟站到了哪一边。
1937年摆在杜月笙面前的，是一道代价极高的选择题。日本人给出的可能是地位、财富和安全，拒绝之后失去的却可能是产业、自由，甚至性命。他平时最擅长周旋，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没有绕弯，因为有些事情可以谈条件，有些事情一旦点头，就再也回不了头。
我认为，那场枪口下的对峙多年后仍被人讲起，不只是因为场面紧张，而是因为那句话与杜月笙后来的行动能够接得上。他离开沦陷区，没有为日本人站台，反而继续筹款、救护和转运物资。话说得再响，也要看脚往哪里走。在1937年的民族大义面前，他的选择没有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