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神秘地失踪在乌江岸边，成为党史上的一桩谜案，组织苦苦寻找50年仍下落不明！直到1986年，金沙县考证查出真因，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乌江北岸曾有一座不起眼的红军墓，墓碑上没有姓名。附近老人只知道，里面埋着一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干部。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查找钱壮飞下落的关键线索，竟会落到这座无名坟上。
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快速转移。前面是水流湍急的乌江，后面有追兵紧逼，空中还不时出现敌机。部队过江讲究一个“快”字，人员一旦掉队，想再追上主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钱壮飞就是在这段行军中失去踪迹的。当时他身体不适，连续赶路后更加虚弱。部队为躲避空袭一度分散，等人员重新集合时，他已经不在队伍中。主力渡江后继续南下，负责警戒和收尾的人员也无法长时间停留。
发现钱壮飞失联后，部队曾派人返回寻找。可江边山路复杂，村寨零散，敌军又在后面逼近，搜寻范围很快受到限制。没有人找到他的遗体，也没有战友亲眼看到他牺牲，这才让他的下落成了一道难题。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钱壮飞已被列入革命死难烈士名录。这说明组织判断他大概率已经牺牲，但究竟牺牲在哪里、最后经历了什么，当时仍然没有可靠答案。
这位失踪干部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他早年学过医学，也懂绘画、摄影和电影制作，观察细致，反应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被安排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在随时可能暴露身份的环境里搜集情报。
钱壮飞与李克农、胡底相互配合，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三个人身处不同岗位，却能把分散的情报连接起来，再秘密送到党组织手中。那个年代，一封电报、一张人员名单，背后往往关系着许多同志的安全。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钱壮飞从接连发来的异常密电中察觉危险，迅速设法报警。上海的中央机关因此及时转移，大批同志避开搜捕。完成这次重要任务后，他的身份也难以继续隐藏，只能撤离上海。
来到中央苏区后，他继续从事情报、保卫和机关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钱壮飞随队出发，担任过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谁也没有想到，走到乌江附近时，他会突然消失。
此后几十年，各种说法不断出现。有人认为他在敌机轰炸中遇难，有人猜测他失足落入乌江，也有人把牺牲地点指向息烽一带。这些说法都能找到一些零散线索，却始终无法互相印证。
真正有价值的突破，来自金沙县后山一带的老人。他们回忆，红军过江前后，村里曾出现过一名戴眼镜、说外地口音、身体十分虚弱的红军干部。此人独自打听渡口，想追赶已经离开的队伍，后来却再也没有出现。
当地还流传着另一段记忆：这名红军在寻找道路时，遇到一个熟悉附近地形的人。对方表面答应带路，暗地里却盯上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最后把人引到偏僻山崖附近加害。
村民事后发现了遗体，但当时当地形势复杂，没人敢公开追查。为了不让烈士暴尸荒野，有人出钱，有人出力，趁着夜色将遗体就地安葬。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把坟称为无名红军墓。
这些事情在很长时间里只存在于村民的口头讲述中。年代一久，证人逐渐减少，一些细节也容易出现偏差。金沙县党史工作人员没有只听一家之言，而是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分别访问不同村寨的老人。
他们把老人说出的时间、人物特征、山路走向和渡江地点逐项记录，再同中央红军的行程进行对照。原本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片段，慢慢指向后山乡堰田岩附近。
1986年前后，调查进入关键阶段。工作人员把当地老人描述的红军干部，与钱壮飞的年龄、身材、外貌、健康状况和失踪时间放在一起比对，又追查无名墓的形成与迁葬经过，几条分散的线索终于连成了一条线。
这座墓后来因为当地建设和水位变化被迁葬。墓主人依然没有姓名，但周围群众始终把他当作红军烈士看待。墓地能够保存下来，也给后来的调查留下了落脚点，否则仅靠几十年前的回忆，很难把事情弄清楚。
不过，1986年的调查还不是最终结论。由于贵州其他地方也存在不同说法，有关方面没有急着定案。此后，调查人员继续核对证人证言、红军路线、地方记录和墓地情况。
2000年，贵州再次组织联合调查，对金沙、息烽等不同说法进行实地复查。调查组重新走访知情人，核对部队渡江时间，并对钱壮飞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比对，逐步排除了其他地点的可能。
经过多轮调查，有关方面认为，钱壮飞没有跟随主力渡过乌江，而是在乌江北岸寻找队伍时，遭到地方土顽杀害。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安全部认可相关结论，确认他于1935年4月1日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牺牲。
至此，延续六十多年的疑问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钱壮飞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审讯室里，也没有倒在正面战场上。他躲过了特务机关严密的追查，却在掉队后被贪图财物的人暗中加害，结局让人久久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