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毅在丹北视察时，遇到一个相士管有为，对方能精准说出他的生辰，陈毅看出此人机敏胆大，是做情报的好手，事后对身边人说必须重用

1938年10月，陈毅到丹北一带了解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那时，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不久，部队虽然已经打过胜仗，却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敌情不明。
日军在城镇、交通线和水运要道周围布置了不少据点。敌人什么时候出兵，准备往哪个方向扫荡，兵力有多少，经常要等到对方已经行动后，抗日部队才能得到消息。
在敌后作战，消息晚半天，就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人员来不及转移，物资可能被抢，部队甚至会落进敌人的合围圈。因此，陈毅非常重视地方关系和情报人员。
管文蔚在介绍队伍中的可用之人时，提到了管有为。
管有为年轻时教过书，后来又靠相面测字谋生。他走过不少地方，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最拿手的并不是那些神秘说法，而是观察人的神情、语气和动作。
见面时，陈毅没有摆出首长的架子，也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打算。
管有为看了他的言谈举止，又问了几句话，竟说出了他的生辰，还判断眼前之人不是一般人物。周围的人听着觉得新鲜，陈毅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人判断快，临场不慌，面对陌生人敢说话，也知道怎样顺着话头了解对方。这样的本事，放在普通场合也许只是谋生手段，放到敌后，却可能成为一件难得的武器。
情报工作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能力。
管有为多年替人相面，接触过商人、乡绅、船工和地方头面人物。他知道怎样让对方放下戒心，也懂得什么话能问，什么话不能追得太紧。
一个口音陌生、举止生硬的人，突然打听军队情况，很容易被敌人盯上。一个四处替人测前程的相士，情况却不同。别人找他，本来就是为了说自己的烦恼、官运和行程，许多有用的信息，会在闲谈中自然流露出来。
陈毅很快作出判断，不能让管有为一直做普通联络和杂务，应该把他放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
会面结束后，陈毅对身边人说，管有为机敏、有胆量，是做情报的好手，必须重用。
真正把任务交给管有为时，话并没有说得轻松。
进入镇江，就等于进入日军控制严密的区域。身份一旦暴露，不但自己很难脱身，家人和联络人员也可能受到牵连。管有为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时冲动，他认真考虑后，还是接下了任务。
1939年春，他化名张大同进入镇江。
表面上，他与轮船运输公司有业务关系，可以接触码头、船运和商界人士；暗地里，他仍以相士身份活动，替人看相测字。这两层身份结合在一起，让他的出现显得比较自然。
有人问升迁，有人问财运，还有人问某次出行是否顺利。管有为便顺着对方的话题交谈，暗中留意他们的职位、行动时间和口风。
他从不急着询问军事机密。
对情报人员来说，问得太直接，反而容易暴露。管有为更多时候只是听，等对方自己提到部队换防、物资调运、船只来往或某次行动，再把这些零散消息记在心里。
一两句话单独看，也许没有多大价值。可把不同人口中的消息放在一起，就可能拼出敌人的兵力变化、运输路线和出动方向。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新四军手中后，很快发挥了作用。
部队可以提前判断日军的扫荡方向，及时转移人员和物资，也能选择合适地点组织伏击。管有为还注意镇江一带的码头和水运情况，为掌握日军补给活动提供帮助。
其中一次，日军准备向埤城一带行动。管有为提前送出消息，新四军据此在丁岗附近布置伏击，给出动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战斗发生时，没有人能在阵地上看到管有为。但他送出的时间、路线和行动信息，已经比敌人更早一步到达前线。
危险也在这时慢慢逼近。
日军的行动多次被抗日部队提前掌握，自然会怀疑内部出了问题。管有为出入日伪人员活动场所的次数增加，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复杂。一旦有人告密，他辛苦经营的身份就很难继续维持。
1940年初，管有为被捕。
敌人希望从他身上挖出整条地下联络网络。他很清楚，自己一旦松口，受害的不会只是一个人。那些负责送信、接头和掩护的抗日人员，都可能因此陷入危险。
他最终没有交代组织秘密，也没有把灾祸引向其他人。
回头再看，陈毅当年看中的，并不只是管有为能不能“算准”生辰，而是藏在相士身份后面的能力。
他会观察，懂分寸，敢冒险，也能在复杂人群中隐藏自己。更重要的是，到了生死关头，他守住了秘密。这些素质放到敌后环境里，比一张漂亮的履历更有价值。
管有为没有在正面战场冲锋，也没有留下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他做的，多是听几句话、记几个细节，再设法送出一张纸。
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事情，让前线少走弯路，让一些战士避开合围，也让日军的行动不再完全掌握主动。
他的经历说明，抗战并不只有枪炮声。有人站在阵地前沿，有人藏在人群之中；有人用武器打击敌人，有人靠身份、胆量和智慧与敌人周旋。
管有为选择了最难被人看见的一条路，也把最后的沉默，变成了最有分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