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职于中国外交部门的杨军，竟然是秘密潜伏了30年的间谍！公开资料里的杨军，对外还有个名字叫杨恒均，1965年生于湖北，复旦大学毕业。早年他确实进入过中国外交系统工作，之后又辗转到香港的私营机构任职，履历摆出来光鲜又正派，旁人很难往歪处想。1997年之后，他去了美国

一边是作家、学者和国际问题评论者，一边是中国法院认定的间谍罪犯。
杨军案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并不只是判决有多重，而是他被捕前后的身份反差实在太大。很多人认识的“杨恒均”，和司法文件中的“杨军”，原来是同一个人。
2024年2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宣判。杨军被认定犯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国外交部表示，法院依法保障了他的诉讼权利，澳方人员也旁听了宣判。这个判决，是目前能够确认的核心事实。
不过，“秘密潜伏30年”这个说法，不能只凭标题就当成已经公布的案件细节。中国有关部门没有公开完整判决书，也没有对外说明杨军究竟从哪一年开始从事间谍活动、为哪个国家提供情报，更没有在正式通报中公布“30年”这一数字。
过去的个人介绍常把他描述成曾在中国外交系统工作，后来又到香港和海外发展。路透社则在2024年的报道中称，他曾于1989年至1999年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但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其友人的转述，并非中国法院公开披露的案件内容。
也就是说，他是否曾是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官”，以及当年的公开身份是否属于工作掩护，目前都缺少完整的权威材料。能够确定的是，他后来长期生活在海外，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以作家、学者和评论者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种身份确实很有迷惑性，普通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演讲和学术头衔，很难把这些经历同间谍案件联系起来。他还写过以双面间谍为题材的小说，熟悉国际事务，来往于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
可文学创作和海外经历本身并不能证明犯罪，最终定罪依据仍然只能是法院掌握的证据。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时间点，是2019年1月。
杨军从美国返回中国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当时说明，他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中方已经向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进行通报。
这时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外界能够看到的信息很少，杨军的作家身份和澳大利亚国籍，使案件很快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澳方随后多次要求了解案情、进行领事探视，并就他的身体状况和关押条件提出交涉。
到了2019年8月23日，案件性质进一步明确，澳大利亚外交部门在同月27日发布声明，确认杨军已因涉嫌间谍犯罪被正式逮捕。此时距离他被采取强制措施已经过去七个月，案件也从审查阶段正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2020年10月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间谍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案件在2021年5月27日开庭。
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庭审依法不公开进行，澳大利亚驻华人员没有获准旁听庭审。从开庭到宣判，又过去了接近三年。
直到2024年2月，法院才公布一审结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通常被简称为“死缓”，它并不等于立即执行死刑，也不能理解为两年后自动出狱。
服刑人员在这段时间内仍被关押，之后如何变更刑罚，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处理。杨军没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因此案件随后进入判决执行阶段。
由于完整案情涉及国家秘密，外界至今仍无法从公开材料中看到指控所涉及的具体文件、接收情报的一方以及法院认定的全部犯罪过程。这也带来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法院已经认定杨军犯间谍罪，但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案情并不完整。
有人因此把各种传闻拼接起来，写成“潜伏几十年”“窃取大量绝密情报”，甚至自行补出接头方式和情报内容。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正式来源，就不能当成事实传播。
截至2026年8月1日，能够查到的最新政府层面公开动态，仍是澳大利亚外长在2026年2月5日发表的声明。声明称，杨军已经被羁押七年，澳方仍对死缓判决、健康状况和关押条件表示关切，并将继续就此进行交涉。
到目前为止，没有查到中国司法机关公开宣布杨军的刑罚已被减为无期徒刑，也没有出现他获释、被遣返或获准保外就医的权威消息。因此，把案件写成“已经改判”或者“即将回到澳大利亚”，同样缺乏依据。
杨军案对中澳关系造成了持续影响。澳方从本国公民保护和反对死刑的立场出发，不断提出交涉；中方则强调案件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理，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两国经贸往来有所恢复，并不意味着这一案件已经淡出外交议程。从国家安全角度看，间谍活动很少带着明显标记，真实世界里的情报人员可能拥有正常职业、漂亮履历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甚至长期以专家、商人或学者的形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