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人群在一块巨大的画布前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画面上是一张老农的脸，毛孔、皱纹、指缝里的黑泥，被放大了数倍，毫无遮掩地摊开在每一个观众眼前。


有人凑得很近，似乎想看清毛孔里是不是藏着画笔的痕迹，又退后几步，吸了吸鼻子。


这幅画旁边的小卡片上印着两个字：《父亲》，作者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三年级学生，时年三十二岁。


时间往前推一年多，罗中立还泡在大巴山的沟沟里。那是1978年的冬天，山里雾重，他起得早，踩着露水出门，远远看见一个老汉蹲在粪池旁边守粪。


那老头儿裹着件破旧棉袄，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头大概是刚讨来的热汤。天太冷，他不停地朝碗里吹气，白雾从嘴边散开。


手指冻得发紫，裂着口子，指甲长得有些变形，但那只碗被捂得死紧。


罗中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老头儿抬头瞥了他一眼，他才回过神。就是那一眼，让他回到重庆后，决定动笔。


他找同学借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清出角落，又四处借钱买来画布。


画布裁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高两米多，宽一米五左右，立起来比一个人还高。


那个年代，国内油画很少见这种尺寸，这种规格通常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罗中立不管这些，他把画布钉在墙上，每天爬着梯子画。


光线从窗户斜进来，落在老头儿的脸上，他一笔一笔地描，脸上的沟壑用细笔勾勒，额头的汗珠用高光点出来，连耳朵后面没洗干净的泥垢也一点没放过。


画室里偶尔来人，站在门口看半天，摇摇头又走了，有人嘀咕：“画这么像，图什么。”罗中立听见了，也没回头，手里的笔没停。


画到后半截，吴冠中来重庆讲课，到美院看这帮学生的创作。他在这张画前站了很长时间，背着手，歪着头，最后拍了拍罗中立的肩膀。


罗中立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吴冠中说：“你原打算叫什么？”罗中立答：“《我的父亲》。”


吴冠中摆摆手：“格局小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爹，是大家的爹，就叫《父亲》。”罗中立愣了愣，觉得有理，后来送展，就这么写了。


改了名字，好像画里那老汉的眼神都变宽了，不再是他大巴山遇到的那个具体的人，而是无数个在田埂上劳作的背影叠在了一起。


那年年底，这幅画被送进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的展厅，画框很大，从远处就能看见那片金黄色的背景。


开展那天，展厅里人挤人，但走到这幅画前，声音会自动低下去。一位穿中山装的老先生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了又擦，戴上再看。


旁边几个年轻人交头接耳，其中一个姑娘指着画，张了张嘴，没出声，只是拽了拽同伴的袖子。


还有人在画前抹眼泪，也不是大哭，就是盯着盯着，眼泪自己滑下来了。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美术界还留有过去的影子，大家看惯了红光满面、挥手指方向的图像，突然面对这么一张真实的、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


展览结束后，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罗中立。具体怎么谈的，已经很难查清细节，据说馆方负责人握着他的手，很诚恳地表达了收藏的意愿。


最后定了四百块钱。罗中立接过那笔钱的时候，指头在裤缝上蹭了蹭，四百块，放在1980年的重庆，可以买下很多东西。


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工作，一个月工资三十六块左右，这笔钱抵得上普通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罗中立拿着钱，先去还了买画布时欠的债，剩下的交给家里，心里踏实了。至于这幅画以后会怎样，他没多想。对他来说，画已经画完了，日子该继续过。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幅画被装进了中国美术馆的库房，编号、登记，后来又挂到了展厅里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很多年过去，罗中立从四川美院毕业了，成了老师，又成了院长，而那幅画始终挂在美术馆的墙上，玻璃罩子擦得锃亮。


现在经过那幅画的人，依然会在它面前停下脚步，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小声给孩子讲解，也有人只是站着，安静地看一会儿。


那四百块钱的收据，据说至今还躺在某个档案盒里，纸页已经发黄，画框换过几次，画布上的油彩却一点没变。


当年那个在大巴山雾中遇见的老汉，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但他的脸被永久地留在了1980年，留在了中国美术馆白色的墙壁上。


罗中立后来很少提起这笔交易，但他心里应该清楚，在那个年代，四百块钱买走的不仅是一张画，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表情。


信源：油画《父亲》35年后“回家” 重庆市民争睹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