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深秋，北京魏公村一栋筒子楼的过道里，煤炉子冒着呛人的烟。钱浩梁坐在一张掉了漆的木桌前，桌上摊着一本翻烂了的《京剧剧目考》。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上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通知。
 
几年前他还站在人民大会堂舞台中央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如今缩在这间背阴的小屋里。那个给他改名的人已经倒台了，可一个唱戏的怎么走到这一步？戏不让唱了，门不让出了，往后怎么活？
 
 
钱浩梁是1934年生人，上海人，父亲钱麟童是新华京剧团唱麒派老生的。他六岁起就被逼着拿大顶、下腰、翻跟头。
 
 
1943年进了上海戏曲学校“正字科”，改名钱正伦。1950年，他听说北京的中国实验戏曲学校招生，揣着几块钱上了火车。父亲送他到站台只说了句：去北京别给钱家丢人。
 
 
考场上一出《林冲夜奔》，主考官周信芳拍板要了他，直接插班进研究班，跟着尚和玉、茹富兰学武生戏。
 
 
1962年，钱浩梁被选调进中国京剧院。那时候剧院排《红灯记》，李玉和的A角定的是李少春，B角就是他。
 
 
李少春身体不好，三天两头请病假，上台的机会就落到了钱浩梁头上。
 
 
他个子高，一米七八的大个儿，往台上一站不用开口就有气势。再加上嗓子宽厚，唱念做打都扎实，观众很快就记住了这张脸。
 
 
1964年《红灯记》公演，头几场还是李少春唱主角，越往后钱浩梁上台的次数越多。
 
 
到了1968年，造反派头目在一次文艺会议上笑着对他说：“小钱，咱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
 
 
打那以后，“浩亮”这个名字跟着《红灯记》的电影拷贝，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紧接着，他当上了中国京剧院的副书记，1969年成了“九大”代表，1970年进了国务院文化组，1975年直接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从一个唱戏的B角到副部级干部，拢共就用了十来年工夫。
 
 
1976年10月造反派倒了，浩亮被隔离审查。审查持续五年多。到1977年秋天，他拿到那张撤销职务的通知。
 
 
他被安置在魏公村职工宿舍楼两间背阴小屋，墙皮掉渣，过道堆满蜂窝煤。
 
 
妻子曲素英也是唱戏的，比他小四岁，那会儿查出乳腺癌。夫妻俩一个刚放出来，一个病倒，女儿不在身边。钱浩梁每天生炉子熬粥煎药，忙完就翻那本书。
 
 
筒子楼后有块水泥篮球场，他天不亮溜过去，穿解放鞋练腰腿，拿竹竿练把子，在水泥地上练云手起霸。就这么练了一年多，右膝盖半月板碎了，手术之后走路一瘸一拐。
 
 
1981年年底，组织结论下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他把名字从“浩亮”改回钱浩梁。
 
 
1983年，河北省副省长高占祥发话“大胆使用”，把他调到石家庄河北省艺术学校教书。1984年春节前省文化厅来人看他，给卧病的妻子送了200块困难补助，他接钱时哭了。
 
 
在艺校那几年他踏实教书，1988年获准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校庆演出，一出《艳阳楼》轰动京城。1989年评为高级讲师。1990年带济南市京剧团去上海连演6天。
 
 
1992年1月，58岁的他在台上突发脑溢血，抢救后身体大不如前，年底病退回京。1998年又恢复练功重新登台。
 
 
2020年9月3日上午11点20分，钱浩梁在北京去世，87岁。
 
 
他们老两口过的是半隐居日子。那张1977年深秋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通知，他一直留着。
 
 
一个唱了大半辈子戏的人，最后能留下的，除了戏，大概也就剩这些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