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元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卸下地方党政职务，专管军区工作。妻子徐杰随他到成都，已是副师职，军区机关拟安排她任二级部副部长。
 
 
1975年秋天，成都军区机关大院里的梧桐叶子开始发黄。刘兴元从办公室走回家，一路上没怎么说话。进了门，妻子徐杰正在收拾东西，军区政治部那边已经来人打过招呼，准备给她安排一个二级部副部长的位置。
 
 
刘兴元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开口说了一句话：“老徐，你先委屈一下，打报告提前离休吧。”
 
 
这句话说得不算重，但分量足够沉，徐杰当时53岁，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丈夫刚当上成都军区司令员，机关正等着给她安排职务，他却让妻子主动退下来。
 
 
刘兴元是山东莒南人，1908年出生，他17岁到青岛当学徒，后来杂货铺倒闭，跑去冯玉祥的部队当兵。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从此干了几十年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成都军区担任主要领导。
 
 
1972年3月，中央把他调到四川，一个人扛了四个“第一”：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这种党政军一把抓的担子，不是谁都能挑得动的。
 
 
刘兴元去四川之前，毛主席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主席对他说：“你到成都后，先去武侯祠，看一幅对联。你读了这副对联后，就知道你的工作应该怎么做了。”
 
 
那副对联是清朝人赵藩写的，上联讲“攻心”，下联讲“审势”。刘兴元到了成都，还真就先去武侯祠看了这副对联。
 
 
到了1975年，情况有了变化。那年军队搞整顿，各大军区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成都军区的司令员秦基伟调到北京军区当政委。
 
 
谁来接成都军区司令员？上级决定让刘兴元从政委改任司令员。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了，专管军区工作。
 
 
按说这是正常的人事安排，可刘兴元有自己的想法。他干了一辈子政治工作，从红军时期就在做政工，突然让他当军事主官，他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自己长期搞政治工作，当司令员不一定能得心应手，建议维持原职。
 
 
信寄出去不到一周，批复就回来了——任命照常执行。军令如山，服从命令。
 
 
职务定了下来，可紧接着就碰上了家属安置的事。
 
 
徐杰是跟丈夫一起从广州调到成都的。说起来，她能重新穿上军装还有一段来历。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大部分女军官都转业到地方了。
 
 
但1970年昆明军区发生了政委遇刺的事件，刘兴元当时在广州军区当政委，提出一个建议——让领导干部的妻子重新穿上军装。这个意见得到了支持，徐杰按照她的资历和职务，被定为副师级干部。
 
 
到了成都军区，机关按照惯例，准备安排徐杰当二级部的副部长。这在程序上挑不出毛病——她有资历，有能力，安排个职务合情合理。可刘兴元不这么看。
 
 
他算了一笔账。自己现在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是军区的一把手。妻子如果进了机关当副部长，下面的干部办事的时候会不会先看他的脸色？
 
 
有些事本来该按规矩办的，底下人会不会因为顾及司令员的感受而多一层顾虑？
 
 
他不想让机关里的人因为徐杰的存在而放不开手脚，更不想让人在背后说闲话。
 
于是，刘兴元回家跟徐杰摊了牌：“你在机关，人家办事都得先看我脸色，这不好。”他让徐杰委屈一下，打报告提前离休。
 
 
徐杰当时53岁，这个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按说她也可以选择转到地方工作，继续干下去。但她听了丈夫的话，没有多说什么，主动提交了离休报告。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他的判断。1977年他调离成都军区，到军事学院任职。1978年，因为年事已高加上心脏病频繁发作，他向中央军委写信请求休息。
 
 
同年11月，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军事学院政委职务。1984年，他以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他太清楚“一把手”这三个字的分量了，权力越大，越要懂得避嫌。有些规矩，不是写在本子上的，是装在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