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蛰伏在台湾的陈宝仓察觉到，自己的特工底细迟早会败露，为免除后患，他果断把妻子与4个儿女秘密转移到香港，孤身一人留守险境！
1949年深秋，台北街头已经让人喘不过气。陈宝仓的女儿放学回家时，曾看见卡车押着一批被捆绑的人驶过。围观者低声议论，说他们是被查出的地下人员。孩子只是把见闻讲给父母听，陈宝仓却立即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他没有慌忙收拾行李，也没有突然请假离开。越到这种时候，反常举动越容易引来怀疑。他先和妻子师文通商量，让家人尽快离开台湾地区，自己仍按原来的作息上班、见人、处理公务，把一切维持得像往常一样。
这次撤离不是一家人同时登船，而是分批完成。陈宝仓1949年夏赴台时，带在身边的是妻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女陈佩方当时留在上海工作。到了深秋，师文通先带几个女儿前往香港，儿子陈君亮因是适龄男子，离台手续更难办理，只能另想办法。
陈君亮当时在台湾大学植物系借读。为了让他顺利离开，家里设法取得出差证明。直到1950年1月，他才抵达香港，与母亲和姐妹会合。至此，随陈宝仓赴台的四个孩子全部脱离险境，而陈宝仓身边再没有一个亲人。
他为什么不一起走？答案并不复杂：事情还没做完。陈宝仓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防务部门的中将高参，熟悉军队机构，也能接触一般人看不到的军事材料。这个位置既是掩护，也是获取情报不可替代的入口，一旦离开，整条工作线都会受到影响。
陈宝仓并不是临时加入这项工作。1900年出生的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长期从事参谋、城防和兵站工作。抗战时期，他参加武汉城防建设，又在前线负伤，右眼失明。多年军旅经历，让他看得懂防御图，也能从番号、工事和兵力调动中判断真正有用的信息。
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那年年底，他重新被调任中将高参。1949年春，他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湾地区，配合吴石开展情报工作。带家眷同行，本身也是为了让公开身份显得自然。
在台北，他利用职务接触驻军番号和沿海防御工事等材料，再凭自己的军事经验重新筛选、誊写和制表。整理后的情报交给吴石，由交通人员送往香港。这里最关键的并不是“拿到文件”，而是判断什么值得传、怎样整理才方便使用。陈宝仓恰好具备这种能力。
家人离开后，他的处境并没有变轻松。少了牵挂，却也少了生活上的掩护。一个已婚军官突然独居，日常稍有变化就可能让人起疑。因此，他仍然按时出入办公场所，与熟人保持正常往来，不能表现出急躁，更不能让人看出他已经作好最坏打算。
1950年初，台湾地区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蔡孝乾被捕后叛变，相关人员接连暴露。吴石于3月被捕，办案人员随后在其住处发现一份手写军事情报。陈宝仓起初并不在重点调查范围内，真正把线索引向他的，是那份材料上的笔迹。
这也说明，隐蔽工作中的危险往往并不来自想象中的戏剧场面。没有街头追逐，也没有突然出现的告密信，一张曾被反复整理过的表格、一行熟悉的字迹，就可能成为无法割断的证据。经比对确认后，陈宝仓随即被捕。
审讯中，他把与吴石交换材料解释为正常工作往来，拒绝承认情报指控，也没有供出更多人员。此前送走家人的决定，在这时显出分量。妻儿远在香港，办案人员难以再用亲人的安危迫使他松口，他也不用担心一次供述会把家人拖入案件。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与吴石、朱枫、聂曦在台北马场町遇害。临刑前，他给老友段翔九留下短笺，请对方转告家属，并交代遗体火化。写到最后，他没有长篇诉说，只留下几项身后安排，语气平静得像在处理一件普通公务。
师文通得知噩耗后，托台湾地区友人设法寻找遗体。两位朋友冒险将遗体领出并火化，随后由陈宝仓女儿的同学殷晓霞护送骨灰。她到达香港附近时因证件受阻，只得丢下行李，把密封后的骨灰绑在身上，趁夜泅水上岸。骨灰送到师文通手中时，仍带着潮气。
1952年，陈宝仓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家属获颁编号为“北京字第0009号”的纪念证。1953年9月，他的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到了2026年4月，与他潜伏身份有关的遗属关系证明首次公开，这段曾长期隐于档案中的往事，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回头看，送走家人只是陈宝仓最后一年中的一个决定，却能看出他处理风险的方式。他没有把勇敢表现为冲动，而是先把亲人送到安全地带，再把自己留在最危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对危险的判断并没有错：家人撤离后不久，情报网络便遭到破坏，而他最终因一份手写材料暴露。
他留下的故事并不靠传奇桥段支撑。真正让人难忘的，是那些看似平常的选择：照常上班，继续整理文件，让妻子先走，让孩子分批离开，自己不动声色地留下。知道退路在哪里，却把退路留给家人，这才是那场无声告别最沉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