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解放后，有一件事情让解放军非常头疼，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他是逃去台湾了？还是躲起来了？
1950年2月6日，一艘从宜宾顺江而下的客轮靠近江安。公安人员登船后，没有立刻找到要抓的人，只能从拥挤的乘客里一个个排查。有人做买卖，有人走亲戚，还有人缩在铺位上不肯露面。谁也没想到，失踪两个多月的王陵基，就藏在这条船上。
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戴正名”，穿着普通长袍，帽子压得很低，自称是做盐巴和花纱生意的商人。可他一开口，破绽便慢慢露了出来：所报籍贯与口音对不上，双手不像常年搬货的人，面对追问时又不断改口。
公安人员让他写下姓名、籍贯和经历，再请熟悉旧四川官场的人辨认。这个戴着眼镜、故意低头的“商人”，终于无法继续伪装。被确认身份后，他承认自己就是王陵基。成都解放后一直没有下落的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就这样在江安被抓获。
这场追捕受到重视，是因为王陵基不是一般的溃散人员。他在1948年4月正式接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还挂着陆军上将军衔。到了1949年冬天，他仍在组织旧政权的省级机关转移，并参与最后阶段的军政安排。
成都解放前夕，城内还发生了十二桥惨案。王陵基作为当时四川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旧政权最后阶段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他的去向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踪”，也是接管成都、追查旧军政人员时必须弄清的一条关键线索。
当时成都局势已经非常紧张。1949年11月24日，四川省政府改成所谓“一元化战时体制”，机关人员大幅缩减，一部分留守，一部分准备随军行动。12月10日，多数省政府人员向眉山撤走，王陵基和少数机要人员还留在成都。
也就在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机离开大陆。王陵基后来回忆，他赶到机场时没能同行，只得到一句要他继续同胡宗南保持联系的话。飞机升空后，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部队身上，以为只要军队还在，就能从四川西部打开一条退路。
两天后，王陵基带着民政厅长宋相成等人逃往新津。他不是单纯找地方躲藏，而是准备跟随残部向雅安方向撤退，再寻找离川机会。可各路部队已经失去联系，道路不断被切断，原先说好的接应也一次次落空。
12月21日，他又败回成都，随后继续向名山、邛崃、蒲江一带逃窜。过去围在身边的官员、副官和卫士越来越少。有人投诚，有人离队，有人只顾自己找出路。王陵基手里的省政府大印还在，实际能指挥的人却已所剩无几。
12月下旬，他投靠正在撤退的李文兵团。到了蒲江附近，李文部队也陷入绝境，最后向解放军投降。王陵基意识到，继续混在大队人马中只会暴露，于是遣散随从，把不便携带的黄金和省政府大印投入水井，换上便装单独逃跑。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成都解放。随后进行接管和人员清查时，人们发现旧四川省政府的重要成员大多已有下落，偏偏不见王陵基。没有登机记录，没有公开投诚消息，也没有可靠的死亡证明，他像是突然从四川消失了。
当时流传的说法很多。有的说他已搭上飞机去了台湾地区，有的说他藏进川西山区，还有人认为他会转往西昌。追查人员只能从沿途遗留的关系网入手，检查交通要道、旅店、码头和轮船，同时寻找曾替他办事或受过他照顾的人。
王陵基其实没有离开四川。他绕过主要道路，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一线向南逃，最后到达宜宾，躲进熟人家中。为了减少暴露，他很少出门，吃饭也由人送到屋内，只等有人替他安排船票。
他的计划是乘轮船沿长江东下，先到泸州、重庆一带，再寻找机会离开大陆。水路人员复杂，查验条件又不如机场严格，他认为只要化名做得像，便能混在商贩和旅客中蒙混过关。
可恰恰是长期闭门不出、主人又格外照顾，引起了周围人的疑心。宜宾方面得到线索后，迅速通知沿江各地。最初的消息甚至把目标误传成了另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外貌特征、年龄和衣着都很明确，江安县随即组织登船检查。
王陵基落网时，身边已经没有省主席的排场。官印丢了，卫士散了，原先依赖的军队也不存在了，只剩一个化名和一张向东的船票。他以为最危险的是战场，最后让他失败的，却是普通人的观察和基层人员一层层核对出来的细节。
后来，王陵基先后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年12月28日，他作为第五批特赦人员之一获释；1967年3月17日病逝于北京。
回看这段追逃，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藏得有多深，而是旧体系崩塌后，权力如何迅速失效。过去一句话可以调动机关和军队的人，到最后连一架接他的飞机也等不到。省政府大印曾代表权力，逃亡途中却成了必须扔掉的累赘。
成都解放后，人们一度弄不清王陵基去了哪里，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明，而是战争末期人员流动混乱、信息传递困难。他最终在江安落网，说明决定一场追捕结果的，往往不是传奇式的较量，而是群众提供线索、各地及时联络，再把口音、笔迹、衣着和身份逐项核实。这个过程，也折射出旧政权迅速瓦解后，高官们从有组织撤退转为各自逃命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