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103师师长起义后，解放军让他阻击国民党令摆到曾元三面前时，第103师刚刚决定结束抵抗。解放军希望他们守住道路，拦下正在撤退的国民党第23军。这个任务从军事上看很现实：熟悉地形的部队就地设防，能堵住缺口，也能减轻追击部队的压力。可曾元三听完后，没有含糊，只说这一条不能接受。
当时的广东战场已经到了最后收拢阶段。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向广州快速推进，余汉谋所属部队一路南撤、西撤。第39军第103师退到三水县西南镇附近，前面是不断逼近的解放军，后面是秩序渐乱的国民党军。继续打下去，除了增加伤亡，很难改变局面。
这支部队的处境比表面更复杂。师内军官多来自贵州，士兵中有不少山东人，许多人已经跟着部队转战多年。辽沈战役后，他们又被调往蚌埠，淮海战事结束后继续南撤。一路上建制不断缩减，补给和士气也难与过去相比。到了广东，不少官兵最惦记的已不是守住哪座城，而是能不能停止奔波，平安回家。
曾元三本人也经历过长期战争。他早年从军，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武汉、长沙和滇西作战，后来进入第103师任职，1948年升任师长。多年带兵，使他很清楚一个问题：番号和隶属关系可以在一纸命令下改变，官兵之间的旧情、共同经历和心理转变，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更早以前，第103师内部已经有人寻找停止内战的办法。1949年春，师参谋长牟龙光曾通过关系前往香港接触有关人员，传达部队不愿继续作战的想法。此后，他们一直等待合适时机。10月13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近三水，曾元三才让牟龙光设法过江联络。
当晚，一封信被送到解放军第14军第40师。对岸收到消息后停止进攻，第二天派代表前来谈判。双方讨论的内容并不只是“放下武器”四个字，还包括发表起义通电、召回已经离开的第309团、帮助联系第91师和第147师，以及渡江集中、接受整编等具体事项。
争议就出在阻击第23军上。解放军提出，让第103师利用现有阵地挡住对方，不让其顺利通过。站在追歼战的角度，这个安排没有多余动作，每耽误一支撤退部队，就能为主力合围争取时间。可对刚作出起义决定的官兵来说，这意味着马上向旧日同袍开枪。
曾元三没有否定其他条件。他愿意通电，愿意渡江，也愿意配合争取别的部队停止抵抗。他只是把界限说得很明白：自己选择不再打了，但不能用枪逼别人跟着走；第309团愿意回来，他欢迎，若不愿回来，也不主张追击。这个说法听起来朴素，却直接点出了他的顾虑。
参谋长牟龙光曾劝他，拦住第23军有利于表明态度，也能让整编更顺利。曾元三仍未松口。他认为，部队起义的本意就是结束内战，若刚放下武器便转身投入另一场交火，很多士兵在感情上过不去，军心也可能出现波动。与其留下新的伤亡，不如把话提前讲清楚。
谈判代表没有把分歧变成冲突，而是将情况报告第14军军长李成芳。李成芳听后作出判断：阻击第23军必然会打起来，既然这支部队不愿再战，就没有必要勉强。于是，原来的五项要求减为四项，阻击任务被取消，其余安排照常执行。
这个决定看似让了一步，实际抓住了最要紧的事，也给谈判中的双方留下了转圜空间。第103师停止抵抗、脱离原有指挥、渡江集中，已经能够减少一场正面战斗。若为了检验立场，强迫他们马上向旧部开火，反而可能造成误解，甚至让谈判重新陷入僵局。
战场上的果断，不只是敢打，有时也包括知道哪一仗不必打。能够及时调整命令，本身也是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对解放军而言，让数千名官兵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远比逼迫他们完成一次带有心理负担的阻击任务更加重要。
10月16日，曾元三发表起义通电，率部渡江接受改编。第309团接到命令后赶回，与全师会合。第103师起义的消息传开后，撤至鹤山一带的第91师也很快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并于10月17日接受改编。原本可能在三水一带爆发的战斗，就这样被避开了。
这次起义还有一个实际作用。第103师长期处在国民党军撤退队伍中，对各部去向比较了解。解放军由此进一步掌握余汉谋主力向阳春、阳江方向撤退的情况，随后调整追击部署。也就是说，第103师没有执行阻击任务，却通过停止抵抗和提供情况，帮助缩短了判断时间。
后来，第103师官兵完成改编，曾元三于1950年回到贵州工作，先后担任省参事室参事、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等职，1986年6月26日在贵阳病逝。那次拒绝没有影响后续安置，也没有让双方此前达成的安排破裂。事实说明，拒绝一项具体作战任务，并不等于拒绝整个改编方向。
在我看来，这段往事值得记住的，不是谁在谈判中压过了谁，而是双方都没有把“表态”看得比生命更重。曾元三守住了不让部下立刻向旧部开枪的底线，解放军则根据实际情况取消任务，把停止抵抗、和平改编放在前面。少打一仗，少一些伤亡，让数千名官兵平稳完成身份转变，这才是那场谈判最有分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