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务举报他是地下党，戴笠大笑：谁都可能，唯独他不可能。这个人叫李时雨，当时是军统上海站的上校组长，在戴笠眼里是能办事、靠得住的下属。
1946年9月，上海南市一处军统看守所里，李时雨被连续审讯。审讯者想从他的家人、履历和旧关系中找到破绽，可翻来覆去只有怀疑，没有能坐实身份的证据。几个月前还没人敢轻易碰他，如今戴笠已死，保护他的那层信任也随之消失。
事情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地下党员进入了军统，而是周围的人早已习惯了李时雨的存在。他会办案，懂法律，熟悉上海各方关系，处理日伪人员和旧军警问题也很老练。对军统来说，这个人有用；对李时雨来说，“有用”就是最牢靠的掩护。
沈维汉盯上他，并非毫无缘由。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和弟弟，抗战时期都曾因共产党抗日嫌疑遭日本方面逮捕；他的早年经历在军统档案中也不完整。可这份举报夹杂着军统内部的旧矛盾，戴笠更愿意把它看成沈维汉借机打击余祥琴的人。
这场误判表面上像偶然，实际是李时雨多年经营的结果。他从不靠一张假证件硬撑身份，而是让每段经历都能与下一段衔接。别人查到的是法院人员、汪伪官员和上海军警系统里的熟面孔，很难想到这些身份背后，始终连着同一条秘密战线。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1926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随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他经组织安排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始了长期潜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被调往天津。1939年，组织交给他两件难事：把电台机件运出租界，并营救被捕的同志冯骥。李时雨利用法院身份和通行证，将三箱器材分批送出，又调出冯骥的案卷，抽走关键材料，使案件失去定罪依据。
同年，汪精卫集团筹备所谓代表大会。李时雨借机以北方代表身份进入会场，把会议情况和内部动向整理后送出。汪伪政权成立后，他凭借法律背景进入立法机构，后来又取得陈公博信任，接触到上海军政机关的大量文件和人事消息。
职位越来越高，并不代表行动更加轻松。1941年至1944年间，他先后在伪上海保安司令部、清乡机构和警察系统任职。1942年成立的《先导》杂志社，表面上有陈公博的背景，实际上为地下人员提供了较安全的联络和处理情报场所。

他获取情报，靠的不是翻墙撬锁，而是日常工作中的细节。送到陈公博案头的文件、军警调动、清乡安排以及人员态度，都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线索。孙静云则承担传递任务，曾把情报藏进掏空后重新封好的肥皂，再由交通员送往苏北。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本可以结束这种生活，组织却让他继续留在上海。余祥琴恰好提出把他带进军统，他请示后顺势进入军统上海区担任组长。军统需要他熟悉旧军警和日伪人员的关系网，他则借这个身份掌握军统的侦察与抓捕动向。
有一次，特务得到消息，准备在夜间突袭地下人员的秘密会议。李时雨表面上布置抓捕，暗中让孙静云抢先送信。等行动人员冲进指定地点，屋里早已无人。这类事情不能反复制造巧合，他必须让每次落空都有一个看上去合理的解释。
戴笠1946年3月17日死于飞机失事后，沈维汉重新追查李时雨，并在同年9月将他逮捕。军统采取刑讯和诱供，还安排人员假扮同案嫌疑人套话。李时雨始终把自己说成抗战时期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工作人员，没有暴露真实关系。
查不出地下党员身份，办案者便转而以“汉奸”罪名追究。李时雨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关进提篮桥监狱。直到1949年2月，他才获准取保释放。两年多的关押没有撬开他的口，也没有牵出身后的组织和同志。
获释后，他没有停下工作，而是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继续留在上海。1949年4月，他按指示经香港、天津前往北平，随身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作掩护的情报。把情报交给童小鹏后，他终于公开共产党员身份，进入中央社会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转入有关机关和统战、宗教事务部门任职。1982年离休前，他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从秘密战线到公开工作的漫长人生。
在我看来，李时雨的经历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骗过了谁”，而是他怎样把纪律变成了日常习惯。身份可以临时伪装，遇事时的本能却很难掩饰。他能在多年高压中不露破绽，靠的是谨慎、专业，以及对组织关系的严格保护。

戴笠的判断失误也说明，经验并不总能带来真相。一个人若习惯用派系矛盾解释所有异常，就可能忽略异常本身。李时雨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让真实线索被内斗的烟雾遮住。他没有只靠运气走过十五年，而是把每一步都做得能够经得起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