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莫斯科。瞿秋白的亲弟弟瞿景白，突然在苏联“人间蒸发”，令瞿秋白心痛不已，他兄弟姐妹多，弟弟们的命运，也同样令人唏嘘。

主要信源：（光明网——《文摘报》）

1929年的莫斯科，冬天来得特别早。

瞿秋白踩着结了冰的街道往中山大学走去，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还是挡不住那股钻进骨头里的寒气。

他已经好些天没见到弟弟景白了。

上次见面是在学校的白杨树下，景白把一个信封塞进他手里，说是让他帮忙保管。

秋白记得弟弟的手很凉，指甲缝里沾着蓝墨水的痕迹，说话的声音很低，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

这几天他总觉得不对劲，打电话没人接，去宿舍找没人应，隔壁的同学眼神闪闪烁烁的。

今天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弟弟。

他走上二楼，敲响302室的，没人应，旁边那扇门开了，一个姓李的学生探出半个身子。

秋白说要进去等，小李终于侧开身子让他进了屋。

房间很小，景白的床铺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书，旁边搁着半杯白开水，水面一动不动。

秋白拉开抽屉，第一只，空的，第二只，几份油印讲义，第三只，他的手摸进去，碰到了一片焦脆的东西。

抽出来一看，是半张烧过的纸片，上面只有七个字，是景白那笔过分认真的正楷，我没有罪，弟景白。

秋白拿着纸片的手开始发抖，他问小李景白去哪了，小李低着头不说话，那种沉默比任何回答都让人害怕。

秋白从怀里掏出两块黑面包放在景白的枕头上，他想弟弟在上海的时候就爱吃这种带酸味的黑面包。

那时候他们还住在闸北的弄堂里，景白还小，趴在小桌上描红，描完一张就跑到街口去买烤山芋，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可现在，那个会笑会闹的少年不见了。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景白的情景，那天刚下过雨，白杨树的叶子绿得发黑。

景白从宿舍楼跑出来，说起常州老家的事情，说院子里的枇杷树大概已经被砍掉了。

秋白注意到弟弟的右手拇指一直在搓食指的侧面，那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

分手时景白跑了两步，又回头喊了声阿哥，莫斯科五月的夕阳照着他半边脸，年轻得要命。

那是秋白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弟弟。

后来他才知道，景白在学校里卷进了派系斗争，王明那帮人仗着有共产国际撑腰，打击异己。

景白性子直，不肯低头，不肯写检查，不肯揭发别人，还把联共预备党员的党证退了回去。

有人说他是被抓走的，有人说他是自杀的，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他就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

秋白去找过学校领导，找过共产国际的人，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不清楚，不要再问了。

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答应过母亲要照顾好弟弟的，可他现在连弟弟的尸体都找不到。

1930年，秋白回国的时候，行李里多了景白留下的那个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白纸，什么都没写。他把信封放在最贴身的夹层里，和那片烧焦的字条叠在一起。

回国后，秋白被边缘化了，躲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埋头写文章。一九三四年，红军开始长征，他被要求留守苏区。

谁都知道，以他那病恹恹的身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他请求跟着走，被拒绝了。

第二年二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抓住。

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下令务必劝降，说客一批接一批地来，许给他高官厚禄。

瞿秋白的态度很明确：要杀就杀，想让我投降，做梦，他在牢里待了四个多月，每天读书写字刻印章。

他对劝降的人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别撕破我的历史。”

6月18日早上，特务连长走进牢房宣读处决令，瞿秋白正在写字，听完后放下笔，整理了一下衣服。

他被带到中山公园的一个亭子里，那里已经摆好了酒菜。

他坐下来自斟自饮，吃得从容，吃完后站起身，说了声走吧。

他被押着走出公园，走在长汀的街道上，忽然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那是他自己翻译的歌词，每一个字他都熟悉得像自己的心跳。

走到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他停住了，环顾四周，点了点头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腿坐下来，面对着枪口，闭上了眼睛。

枪响了，这一年，他36岁。

瞿秋白的弟弟瞿坚白，在得知哥哥牺牲后，毅然参加了革命。

1943年，他在太行山掩护战友撤退时中弹牺牲，年仅33岁。

一门三烈士，从常州青果巷走出来的这个家庭，为了他们相信的理想，献出了几乎所有的儿子。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自己是个书生，不适合搞政治。

可就是这个自称书生的男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比谁都像个战士。

他盘坐在罗汉岭下的那个身影，不是失败者的落幕，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宣言。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他唱的歌还在被人传唱，他写的文字还在被人阅读。

他没有白白死去，他把自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后来者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