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蒋介石得知傅作义起义已成定局，这时他为了减少损失决定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然而南苑机场，早已经被解放军的高炮封锁，飞机迟迟不敢落地，无奈之下蒋介石向傅作义发来电报，希望他能将李文和石觉等自己的嫡系将领送离北平。
1949年1月17日晚，一封从南京发来的电报送进北平中南海。电报里的要求，已经不是让傅作义率几十万军队南撤，而是退了一大步：从第二天起派飞机进城，接走李文、石觉部队中的少校以上军官，还想带走一批必要武器。
要求越具体，越能看出南京方面的焦急。华北战场的通道已经一条条被切断，天津也在1月15日解放。北平被围在中间，城内虽然还有大量守军，可铁路、公路和正规机场都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想整建制撤走，早已不现实。
最要命的是机场。1948年12月17日，南苑机场被解放军控制。这里原本是北平附近条件较好的军用机场，跑道和保障设施都能承担运输任务。它一丢，南京方面利用飞机运兵、运械，甚至转移重要人员的计划，立刻失去了最可靠的落脚点。
北平守军随后在东单、天坛一带赶修临时跑道。可这种临时场地只能勉强使用，跑道短，周围建筑密集，也没有完善的防护和地面保障。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炮兵始终盯着机场及其进近方向，运输机不敢把这里当成稳定航线。
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把傅作义和主力一起带走。1948年12月23日，蒋纬国带着亲笔信来到北平，继续劝傅作义南撤。问题是，劝说来得太晚。新保安、张家口相继失守，傅作义最倚重的第三十五军也遭到沉重打击，北平已经变成一座被分割的孤城。
这时，李文和石觉的分量便显了出来。李文担任第四兵团司令，石觉担任第九兵团司令，两人都是黄埔出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不是傅作义绥远系统的老部下，却掌握着城内相当一部分中央军，态度又明显不同于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人。
如果两人坚决反对，事情就麻烦了。北平城内并非一支来源单一的部队，傅作义的嫡系、中央军以及不同系统的军官混在一起。军令表面统一，心思却不一样。一旦有人鼓动部队突围或拒绝出城，已经谈到最后关头的和平安排可能突然失控。
可要把李文、石觉强行扣下，同样危险。他们身居兵团司令高位，手下还有熟悉的军、师级军官。粗暴处置很容易刺激中央军官兵，甚至让部分人产生“和平是假、扣人是真”的疑虑。傅作义要解决的，正是这个看不见却随时可能爆开的难题。
因此，他收到蒋介石电报后，表面上回复“遵照办理”，没有立即把关系闹僵；转过身来，又让王克俊同平津前线方面联系，希望继续以炮火控制天坛临时机场。这个安排很有讲究：南京来的飞机可以被挡在外面，大规模空运自然无法实施。
蒋介石原先提出的并不只是接走两名将领，而是想把两人部下的少校以上军官和部分武器一并运走，时间大约需要一周。若真照办，带走的就会是一整套指挥骨架。士兵即使留下，也可能因军官大量撤离而陷入混乱，和平改编会增加许多变数。
傅作义最后采取的是“放人不放军”的办法。李文、石觉等少数不愿留下的高级将领可以离开，但他们不能把所属部队成批带走，重武器和主要装备也必须留在北平。这样既给反对和平的人留了一条退路，又没有让南京方面掏空城内军队。
当时的谈判也在快速推进。1月16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1月19日，协议条文进一步落实；1月21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第二天起，城内守军按照原有建制，分批开往城外指定地点，等待改编。
这段时间最怕的不是正面大战，而是某个环节突然出乱子。一个兵团拒绝执行命令，一批军官抢占机场，或者南京飞机强行接人，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傅作义没有把事情处理成公开对抗，而是把离开的范围压到最小，把大多数部队纳入协议程序。
李文、石觉离开后，并没有带走第四、第九兵团的主体。1月22日起，两兵团和其他部队陆续撤出城区。到1月31日，国民党守军全部开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2月3日，北平举行了正式入城仪式。
从结果看，蒋介石救走的是少数高级将领，失去的却是整个华北军事体系。机场落入解放军手中，意味着南京方面再有飞机，也无法随意把军队从包围圈里搬走；傅作义允许少数人离开，则拆掉了和平进程中最容易引发冲突的一根引线。
这件事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某架飞机到底何时起飞，而是傅作义如何在几股力量之间寻找出口。他没有满足蒋介石大批撤人的要求，也没有用强硬手段逼迫所有将领留下，而是把军队、军官和装备分开处理，使反对者失去继续调兵的条件。
北平最后避免了大规模攻城，城内百姓、学校、医院和大量古建筑没有被卷入持久巷战。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放走两个人”能够概括的。看似退让的一步，实际换来了部队平稳出城，也为古都完整保存争取了最重要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