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二人共同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一同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建国后，父亲成正部，儿子授予少将。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答案就是湖南慈利走出的袁任远与袁意奋父子。不少人刚看到这段履历，第一反应都是儿子肯定沾了父亲的光，毕竟父亲是红军高级干部，随便打声招呼，孩子就能少熬好几年。可真把这段历史掰开了揉碎了看才懂，这对父子的长征路，半分特殊待遇都没有，甚至儿子比普通战士受的约束还要多。

1934年的湘西，17岁的袁意奋还在中学念书。因为父亲袁任远早年在外闹革命，他家早被反动派查封，他从小跟着家人东躲西藏，连父亲的面都见不上几回。那天他偶然听说红六军团打到了大庸，父亲就在队伍里，当场把课本往课桌里一塞，揣了两个冷红薯就出了校门。没人带路，没多少盘缠，他顺着坑坑洼洼的山路一路打听，鞋帮磨出了洞，脚底起满了血泡，风餐露宿走了快半个月，才摸到红军的驻地。

见到父亲的那一刻，少年没喊苦没叫累，梗着脖子就说要参军。袁任远看着儿子晒得黝黑的脸，心里揪得发疼。他比谁都清楚，跟着红军走是什么滋味——雪山草地枪林弹雨，随时可能把命丢在路上。可他看着儿子眼里那股执拗的劲儿，到底没忍心拒绝。

当时袁任远已经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身边有人劝他，把孩子安排到机关当个文书，好歹能在眼皮子底下有个照应。这话刚落地就被他顶了回去。队伍里上千个战士，哪个不是爹娘心头肉？凭啥我的儿子就要搞特殊？转头他就把袁意奋分到了基层宣传科，跟普通小兵一样扛标语、喊口号，行军走路一步都不能落下，连花名册上都只写名字，不提他是自己儿子。1935年，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踏上长征路。父子俩同在一支队伍，却十天半个月碰不上一面。爬雪山的时候，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袁意奋扛着木宣传板走在队伍中间，好几次踩空滑出去老远，全靠身边战友拉一把才没掉进深雪窝。有次中途休整刚好撞见父亲，他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敢提一句想要件厚衣服、想骑会儿马。袁任远只拍了拍他的肩膀，丢下一句“跟上队伍”，转身就跟着前卫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袁任远出任红32军政委，职务更高了，对儿子的要求反倒更严。直到过草地的时候，父子俩才难得遇上一面。那时候队伍里粮食早就见了底，人人都靠啃草根、煮皮带撑着，袁意奋进草地第三天就发起高烧，浑身烫得像块烙铁，走路都打晃。战友要找担架抬他，他死死拽着马缰绳不肯松，说不能因为自己拖累全队。袁任远看着儿子烧得通红的脸，半天没说话，转头把自己省了三天的半袋青稞面塞到儿子手里，只叮嘱了一句“要坚强，革命一定会胜利”，转头就交代随行的人，不许给袁意奋多拨一粒粮，谁都不能坏了队伍的规矩。
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硬气，袁意奋愣是撑到了走出草地的那天。后来抗战爆发，父子俩都编入八路军120师，却依旧聚少离多。袁意奋在前线当连指导员，打百团大战、守晋西北根据地；袁任远先在359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去绥德搞地方工作，两个人驻地相隔几十里，却连面都很少见。再后来解放战争打响，袁任远奉命千里奔赴东北，搞土改、建后方、支援前线；袁意奋跟着西北野战军转战大西北，从团副政委干到师政治部副主任，西府、陇东、荔北一场场硬仗打下来，身上挂过彩，身边牺牲过战友，每一次晋升都是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从来没人因为他是袁任远的儿子就给他开半分绿灯。
建国后，袁任远赴任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后来又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是实打实的正部级干部。可他在位这些年，家里人从来没沾过半点光。公车私用想都别想，子女上学就业全靠自己打拼，连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袖口磨破了补、领口磨烂了接，看不出半点高官的样子。袁意奋则被选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技术，整整四年啃完了陌生的舰艇专业知识，1958年毕业回国后一头扎进南海舰队，从湛江基地政委干到榆林基地司令员兼政委，摸遍了船上的每一个零件，守着南海的岛礁与风浪。1959年他还亲自带队巡航西沙群岛，在那片当时还充满风浪的海域宣示国家主权。
1955年全军授衔，袁意奋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直到1964年才凭借实打实的功绩晋升海军少将。授衔消息传来那天，他给远在北京的父亲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袁任远沉默了半天，没说半句恭喜的话，只说了三个字：好好干。
常有人把“将门虎子”等同于“父辈荫蔽”，放在这对父子身上根本站不住脚。袁任远给儿子的从来不是官位和便利，是刻在骨头里的规矩，是不怕吃苦、不谋私利的底色。袁意奋顶着“高干子弟”的名头，反倒比旁人更自律、更拼命，生怕给父亲丢脸，给当年的红军队伍丢脸。
对比现在有些一心想给后代铺捷径、攒家底的人，这对长征父子的选择才更显分量。真正的家风从来不是留多少财产、谋多少位置，是把那股正直、坚韧、心里装着公家的劲儿传下去。走过同一条雪山草地的路，父子俩一个守着内陆的百姓搞建设，一个守着南疆的海疆保平安，用一辈子践行了出发时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