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苏联在中苏边境重兵压境，最终并未大举南下。
后世分析，有几大关键因素制约苏联发动大规模对华战争，缺少任意一条，都难以支撑百万苏军发起进攻。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进入越南。
与此同时，东北、华北和西北方向没有因南线开战而松动，边防部队、铁路枢纽和机场都按可能出现第二战场的标准戒备。苏联在远东、西伯利亚、中亚和蒙古方向保持重兵，又以演习、舰艇活动和对越军援施压。

一个月后，中国军队撤回国境，苏军始终没有大举越境。
这件事后来常被说成“苏联不敢打”。
这种解释听着干脆，却把一场可能波及两个核大国的战争，缩成了胆量比较。边境上摆着多少兵，只能说明威慑有多重；这些兵能否在短时间内组成进攻集团，带着足够的燃料、弹药、维修和医疗力量向中国纵深推进，才决定战争能不能真正打起来。

所谓“百万苏军”，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误读的数字。
它通常把苏联远东、西伯利亚、中亚、驻蒙古部队，以及边防军、空军和保障力量合并计算。许多部队分散在数千公里边境线上，还要守卫机场、铁路、仓库和战略设施。
驻防体系可以形成压迫态势，却不能原样变成百万人的突击集团。

若要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还得从欧洲方向抽调满员部队，把坦克、火炮、燃料、弹药和维修车辆沿西伯利亚铁路送到远东。
列车抵达只是开头，后面还有卸载、编组、补充、展开和道路保障。
苏军具备发动边境突击的能力，可一旦向中国纵深推进，补给线会迅速拉长，大量兵力还要留下守桥、护路、维持运输。没有完整的战役保障，百万这个数字越大，消耗的运力和物资反而越惊人。

中国的部署又让苏联很难寻找突然下手的机会。
南方开战时，北方仍保留了庞大的防御力量，边境方向按最坏情况准备苏军介入。这样做的代价很直接：能够投入越南战场的兵力受到限制，战事也不能无限拖长。可正因为北方没有被抽空，苏联即使越境，也很难指望迅速突破并迫使中国停战。

对越作战的范围和时间，同样影响了莫斯科的选择。
战场主要限制在越南北部，以陆军行动为主，中国没有把战争扩大为长期占领。

3月5日，中国宣布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随后开始撤军，至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境。战事越短，苏联从欧洲增援、完成战役展开并形成统一政治决策的时间越少。南方每推进一天，北方都要计算苏联可能介入的速度；及时收兵，也是在压缩第二战场出现的窗口。

越南期待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能把苏联拉进战争，但条约要求的是协商并采取适当措施，并没有规定苏军必须自动参战。
莫斯科可以输送武器和物资，可以扩大空运、派出舰艇、举行演习，也可以在外交上谴责中国。它确实支援了越南，只是把支援控制在不直接承担全面中苏战争的范围内。

苏联若把援越升级为对华战争，欧洲方向的力量配置会受到牵动；中美刚刚实现关系正常化，莫斯科也无法判断，对华进攻会不会把尚未结盟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推向安全合作。

更麻烦的是，中苏都是核大国。

常规战一旦失控，谁也不能保证升级会停在边境线上。对莫斯科而言，越南的重要性还不足以抵消这些风险，这才是条约没有转化为直接参战的根本原因。

所以，苏联没有大举南下，不等于北方压力毫无作用。
远东演习、边境重兵和对越军援，迫使中国把大量部队留在北方，也迫使南线控制战期和推进范围。苏联没能替越南挡住中国军队，中国也没有把战争打成对越全面占领。双方都在用尚未开火的那条战线限制对方。

3月的北方边境没有出现大规模坦克越境，可那里并不轻松。
成千上万的官兵守在阵地、车站和机场，等待一个可能不会发生、却绝不能不防的进攻。南方战事能够在一个月内收束，北方保持足够防御力量，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那条没有被突破的防线没有出现在战报的中心，却一直压在决策桌上。

判断一支大军会不会真正投入战争，不能只数兵员和装备，还要看后勤能否支撑、对手是否留下展开时间、决策者是否愿意承担升级后的全部责任。

1979年的苏联拥有重兵，却没有同时凑齐这三项条件。
地图上的威慑因此没有变成越过边境的大战。
面对类似局势，衡量风险也不能只看阵容有多庞大，还要看它能否被组织、运送并长期维持，以及发动者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