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不堪的民进党，体系内部亲属盘踞、公权力私用的争议一桩接着一桩。徐国勇和徐佳青存在叔侄女亲属关系，两个人都在民进党当局体系当中手握重要岗位。徐佳青担任侨委会主管，一次出境行程长达二十六天，遭到民众党方面公开质疑，认定这趟出访就是假借公务名义吃喝玩乐。面对质询，徐佳青态度十分傲慢，直接把出访细节归类为机密内容，对外宣称相关内情不能对外公开，避免被大陆方面掌握。这套说辞，反倒进一步强化民意机构方面追查真相的决心，民众党坚持要把整趟行程的全部细节完整挖出来。

这桩风波曝光之后，岛内舆论很快把目光投向二人的亲属关联。徐国勇过往在民进党当局当中身居多个关键职位，徐佳青能够一路走到侨委会主管的位置，家族内部的人脉网络，给她带来不少现实层面的助力。台湾地区行政体系里面，对于高官亲属任职，原本设置回避相关的制度设计，可这套规则在民进党执政阶段，很多时候很难落到实处。同一亲属链条的人员相继占据重要岗位，公共资源很容易被私人圈层所把持。

二十六天跨七个国家地区的出访，总共消耗一百一十五万新台币公款，最终交出来的考察报告仅仅只有五页篇幅。报告内容大多记录饭局、观影、品尝甜点这类生活化片段，看不到侨务工作具体的交流成果，也没有可落地的工作规划。报告文本还采用第三人称撰写，外界进一步怀疑这份文件并不是徐佳青本人整理完成，只是用来应付民意机构的敷衍材料。

民进党还没有拿到执政权的时候，经常把政务公开、经费透明挂在嘴边。在野阶段的他们，会死死盯住对手的每一笔对外出访预算，只要出现一丝疑点就会发动大规模批判。掌握权力之后，行事标准发生彻底反转。高额公帑消耗出去，拿不出像样的工作成果，面对监督质询，不选择坦诚交代行程，反而搬出所谓机密的借口搪塞社会大众。

更经不起推敲的，是她口中的机密逻辑。吃甜点、看电影这类普通活动，完全不涉及任何敏感情报，这些内容被拿来当作不能公开的机密事项，很难说服普通民众。如果行程当中大量环节都属于必须保密的内容，那一场长达二十六天的单人出访，本身就要承担极高的安全风险，和政务出访的基本操作规范互相矛盾。

岛内不少普通民众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纳税人为公务出访买单，有权利知道公共经费花向何处，取得了哪些实际工作成效。侨委会的核心工作，是对接海外侨民群体，拓展对外侨务联络，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完成跨国旅行。一笔又一笔公务预算被消耗，真正能够回馈社会的成果却寥寥无几。

绿营舆论阵营还试图帮徐佳青进行辩解，反复强调她此行承担对外联络任务，所有环节都属于公务范畴。可完整的交流对象名单、会谈纪要、后续工作计划全部拿不出来，空口的辩解没有办法抵消书面材料暴露出来的漏洞。部分政论节目当中，不少评论人士直接点出，用所谓对岸因素当作挡箭牌，已经成为民进党官员回避监督的惯用手段，只要遭遇质询，就习惯性往这个方向进行归因 。

民意机构的监督质询，就是要把公共权力的运作摊开在阳光之下。官员动用公费开展公务活动，就要接受来自社会的审视。用机密作为挡箭牌，回避正常的监督流程，只会不断消耗民众对当局部门的信任。

亲属人脉介入官场，公务经费随意消耗，监督机制被刻意架空，多重问题叠加在一起，折射出民进党当局治理层面根深蒂固的弊病。权力一旦缺少约束，就很容易向私人圈层倾斜，公共利益就会被不断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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