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争议人物盛宣怀，兴办近代实业却饱受非议，该如何客观看待这位洋务大佬？


1911年10月，清廷在武昌起义后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革职，谕旨中写下“永不叙用”。

几个月前，他还握着全国铁路、邮政、电报的大权，主持干线铁路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

一个办了数十年实业的人，最终因一项“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被王朝抛出门外。
盛宣怀最值得追问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的功劳和过错，来自同一套办事办法——借官权聚拢资本，以少数人的效率替代公开协商。

这套办法在19世纪70年代很有效。
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办时，清政府财政紧张，民间资本分散，沿海航运又受外国轮船公司挤压。盛宣怀依托李鸿章和北洋系统，把官府信用、商人股本、漕运货源和口岸关系捏在一起。

普通商人拿不到的政策、航线和货源，他能拿到；官府无法直接经营的企业，又可以借商股维持。招商局由此活下来，官督商办也成了他日后反复使用的工具。

1880年前后，电报总局开始铺设干线。

电报需要跨省架线、征地、设局，还要同地方官府、外国公司和海关交涉，单靠一家商号无法完成。

盛宣怀仍用官权开路、商款经营，很快把天津、上海、长江沿线及内地若干城市接入电报网络。
速度确实惊人，代价也同时出现：政策制定者、企业主持者和利益分配者常常落在同一批人手里，企业账目与官场权力越来越难分开。

1895年和1896年，盛宣怀先后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

北洋大学堂设置律例、矿务、机器等专门课程，南洋公学的经费则部分来自招商局、电报局。盛宣怀已经看到，机器可以买，铁路工程师、矿务人才和管理人员不能年年向外国人借。

两所学校后来几经改制仍延续下来，证明他办教育并非一时装点门面。

可这些学校能够迅速落地，依旧依赖他控制的官商网络，公共事业没有稳定财政，只能跟着强人手中的企业走。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开业，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汉冶萍公司。盛宣怀试图把银行、煤矿、钢铁、铁路连成一套近代工业链。这个布局超出一般商人的眼界，却吃掉了惊人的资本。

清廷无力长期投入，国内股份募集有限，企业便不断转向外债。
汉冶萍获得设备和资金，也让日本资本逐渐取得贷款、矿石销售和经营上的约束条件。盛宣怀解决了“今天开工”的难题，把“明天受谁控制”的问题留给了企业。

他的权势也在这种扩张中变得沉重。
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矿务彼此输血，盛宣怀既能调钱，也能调官，更能左右企业负责人。

晚清缺少现代公司法、预算监督和利益回避制度，能人手里的资源越多，个人判断造成的后果越大。盛宣怀办成了许多官员办不成的事，也逐渐失去对社会反弹的敏感。

他熟悉股本、利息和工程期限，却越来越习惯把反对者当作需要处置的阻力。

1911年铁路国有正撞在这个弱点上。
各省商办铁路确有进度迟缓、账目混乱和资金不足，中央统一干线、借款施工有现实理由。四川川汉铁路的股款却来源复杂，除绅商认股外，还包括按田粮附征的租股。

铁路已经不只是一家公司，它牵着地方税负、乡绅权力和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盛宣怀按企业接收的办法处理，清廷又不肯完全退还现款，四川社会得到的感受十分直接：钱由地方筹，路由中央收，借款条件由北京决定。

5月铁路国有政策颁布后，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相继反对。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罢市、罢课和请愿不断扩大。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拘捕保路运动领导人，随后发生流血冲突。

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武汉原有兵力部署被打乱。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铁路国有无法单独解释辛亥革命，却把财政、路权、地方自治和军队调动压进同一条危机链，盛宣怀的行政效率在王朝末年成了加速器。


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电报网络和近代银行，是他留下的实绩；汉冶萍的债务约束、官商边界混乱和铁路国有造成的政治反弹，也是他的责任。

他擅长从无到有建立机构，却很少给机构装上能够限制主持者的规则。
企业依靠权势起步，学校依靠企业输血，重大政策依靠少数大臣拍板，一旦权势失信，整套安排便会同时摇晃。

1916年盛宣怀病逝时，清朝已经覆亡五年。

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继续办学，汉冶萍仍在债务与控制权之间挣扎，1911年的铁路接收则留在清廷最后一批失败政策中。

盛宣怀推动中国跨过了近代实业的门槛，却没有解决权力如何受约束、资本如何被监督、公共利益如何参与决策。对他的客观评价应落在这里：他是晚清罕见的制度创办者，也是官商合一弊病最有分量的制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