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86旅副旅长许世友和政委王新亭当众争执，闹到失态，师长刘伯承知道后，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当即下令：“两人全部调离！”
不是打了败仗，也不是临阵退缩。恰恰是在部队连续取得战果、士气正旺的时候，386旅的两位重要干部却在众人面前争了起来。一个是敢打硬仗的副旅长许世友，一个是做事严谨的政委王新亭，谁也没肯先退一步。
消息传到师部后，刘伯承没有急着追问谁先发火，也没有因为许世友战功突出就网开一面。他抓住的只有一件事：带兵的人当众失和，影响的不只是两个人，下面成百上千名官兵都在看着。
1939年初，386旅正在冀南平原与日军周旋。这里不像太行山区，缺少高山深谷作为掩护，村庄之间道路纵横，日军依靠汽车和骑兵快速出动。部队刚完成一次转移，敌人的追兵可能转眼就到，任何命令迟疑都可能带来伤亡。
2月10日，386旅在河北威县以南的香城固打了一场漂亮的诱伏战。部队先连续袭扰威县日军，把敌人从据点里引出来，再将其放进预先布置的伏击圈。激战约八小时后，日军遭受沉重打击，386旅取得平原伏击作战的重要胜利。
许世友在战斗中率新编第1团快速出击，负责堵住日军退路。平原上视野开阔，敌军又有汽车，封口部队稍慢一点，对方就有可能冲出包围。许世友带兵果断，敢在关键位置压上力量，这种硬朗作风在战场上非常管用。
王新亭考虑的却不只是如何把敌人围住。他担任政委，需要抓部队组织、纪律、群众工作和思想动员。打完仗后，伤员怎么安置，部队怎样补充，缴获如何处理，官兵出现的问题如何纠正，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一个习惯从战机和士气出发，觉得刚打完硬仗，应当让官兵休整，保护大家的锐气；另一个更看重制度和长期建设，认为越是打了胜仗，越不能放松管理。两种想法并非完全对立，却很容易在具体做法上碰到一起。
许世友性格直，心里有话往往当场说出来。他关心前线官兵，也不喜欢层层绕弯。王新亭同样有自己的原则，涉及军纪和队伍建设时，不会为了照顾情面轻易退让。两个人越说越急，工作讨论逐渐变成了公开争执。
对普通战士而言，副旅长和政委都是首长。两位首长在众人面前各执一词，下面的人就会犯难：到底按照哪一种要求办？时间一长，有人可能只挑自己愿意听的话执行，也有人会私下议论，这比一次争吵本身更麻烦。
旅长陈赓可以暂时劝住两人，却无法把已经出现的分歧当作没发生。386旅正处在频繁作战阶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必须拧成一股绳。一旦旅部内部长期顶着劲，再好的计划也可能在执行中走样。
刘伯承的处理很干脆。他没有把许世友叫来单独训一顿，也没有认定王新亭坚持原则就没有责任，而是决定把两个人都从原来的搭档关系中调开。这不是否定他们的能力，而是不允许个人性格影响部队统一。
这样的处理看上去严，背后却有一层很现实的考虑。许世友适合在情况复杂、需要迅速打开局面的战场独立领兵；王新亭的优势，则在于把军事行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继续硬把两人放在一起，未必是最好的用法。
此后，许世友与王新亭还服从作战安排，率386旅一部在邯郸、广平等地开展平原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到了1940年，许世友转赴山东，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后来又任纵队参谋长，在胶东战场逐渐展现独立指挥能力。
王新亭则留在晋东南方向，继续参与386旅和太岳地区的军政工作。他不仅做政治动员，也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后来太岳地区形势日趋复杂，他在组织部队、发动群众和巩固根据地方面承担了更重的任务。
两人的道路分开后，并没有因为一次争执失去用武之地。相反，他们分别进入更适合自身特点的岗位。一个善于冲锋破局，一个长于统筹建设，后来都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谁在争执中说得更有道理，而是刘伯承没有被“有功之臣”几个字绑住手脚。战功可以证明一个人能打仗，却不能成为破坏纪律的理由；坚持原则值得肯定，也不能因此忽视公开争执造成的影响。
在我看来，带队伍最怕的不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是把工作分歧变成意气之争。真正负责的领导，既不能一味和稀泥，也不能只按资历和功劳判断是非。刘伯承把两人同时调开，既守住了部队纪律，又没有埋没任何一个人的本领。用人不是看谁性格更讨喜，而是看他适合站在什么位置。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让不同长处各自发挥，远比强求所有人表面和气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