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新四军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在余姚陆埠一带筹措军费时被日军抓获。没过多久，丈亭的一位乡长带着他亲笔写的一封信，找到了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
1945年8月16日，宁波城里走出一支很特别的队伍。六十多人带着电台、枪支和弹药，离开日本宪兵队的控制，向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转移。走在队伍中的周迪道，此前却一直被外界当成替日军办事的“密探”。
两年前，他还是日军牢房中的俘虏。

周迪道被捕前负责财经工作，经常进入敌占区筹集经费。他熟悉陆埠、丈亭一带的道路、商户和地方关系，也清楚根据地缺什么。这样的干部落到日军手里，对方看中的当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他背后可能牵出的整个网络。
日军没有立即处置他，而是准备把他变成诱饵，让他寻找新四军干部、联络站和活动地点。周迪道表面答应配合，暗中却托丈亭一位乡长送出亲笔信，请示组织是否允许自己将计就计，借敌人给出的身份打进宪兵队。
那封信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安危上，更像一份临时形成的行动建议。
谭启龙看完后，没有急着下结论。当时浙东方面在部分伪军和地方机构中已有工作基础，对宁波日本宪兵队内部却缺少稳定渠道。周迪道的设想风险极高，但若能成功，就等于在敌人的情报机关里安下了一双眼睛。
经过研究，组织同意了他的办法，并由负责敌工工作的丁公量通过秘密线路同他联系。从此，周迪道化名朱人达，表面接受日军差遣，实际开始执行反间谍任务。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占据开明街口一座洋房，里面既有牢房和刑讯场所，也设有警务、特高、思想等部门。其中思想课的重要任务，就是搜捕共产党、新四军人员，破坏浙东抗日根据地。周迪道要进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400小组”并不是他被释放后马上完整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人员物色、身份掩护和秘密审查，才逐渐形成规模。
周斯明、冯禾青、王福林等人先后进入这条隐蔽战线。1944年11月，乐群受命负责小组的政治联系和具体指导，代号“400”；周迪道代号“401”，担任组长。核心成员使用化名，彼此之间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接触。
他们对外打着“宪兵队密探朱家”的招牌，工作方针却是十六个字：“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
日军为什么会慢慢相信他们？
靠的不是表面上的凶狠，也不是每天送去所谓“大情报”，而是利用时间差。小组有时把已经失去作用的真实消息交给日军，过几天，再让对方从报纸或其他渠道看到相似内容。消息能够得到印证，却无法给根据地造成损失。次数多了，敌人便认为这些密探确实有门路。
生活上的伪装同样不能出错。
为了让朱人达的身份更加可信，组织安排徐国芬与他假扮夫妻，还公开刊登结婚启事，举行婚宴，邀请宪兵队、警备队和商会中的人物到场。平日里，小组成员借串门、打牌作掩护在住所碰头，楼上谈工作，楼下有人留意动静。

小组的任务也不只是送情报。他们留心日伪军的兵力调动，提前报告“扫荡”和抢粮计划；设法营救被捕人员，掩护地下联络点转移；还利用公开身份购买药品、布匹和其他紧缺物资，再秘密送往根据地。
有一次，根据地急需炸药，周迪道和徐国芬借同行日本军官前往上海的机会取货。炸药装在一只女式皮箱底部，上面盖着衣物。返程进站时，日军正在检查中国旅客的行李，周迪道临场把箱子递给同行军官，让对方代为提拿，检查人员果然没有开箱。
这只皮箱看起来普通，里面装着的却是足以让所有人丧命的违禁品。它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箱面留下的磨损和提手上的裂纹，也成了那段潜伏经历的实物见证。
随着行动不断深入，周迪道在日军那里越来越“可靠”，在不知情的群众和战友眼里却越来越可疑。有人以为他真的投敌，有人对他避而远之。他不能解释，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因为一旦说明真相，小组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这种压力，并不比牢房里的刑讯轻多少。
1945年春，日军败势已经明显，“400小组”开始争取宪兵队密探和有关人员摆脱日军控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小组成员和愿意反正者共六十多人携带武器、电台撤回根据地，周迪道的真实任务才逐渐揭开。
回头看，这场潜伏最可贵的并不只是个人胆量。
周迪道在被俘后还能判断敌人的真实目的，并主动寻找反击机会，这是勇气；组织没有被“投敌”的表象影响，而是安排专人领导、建立单线联系、划定行动范围，这是纪律。两者缺少任何一个，这次行动都可能成为无法收拾的冒险。
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隐蔽战线专题展在宁波举行，“400小组”的经历再次被重点展示。大量图片和文字重新呈现了这群长期使用化名、忍受误解的隐蔽战士。
八十多年后再看周迪道写出的那封信，最让人感慨的不是故事有多曲折，而是他身陷敌手时仍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敌人想利用自己，能不能反过来利用敌人？
他给出的答案，最终变成了一条插入日军情报机关内部的秘密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