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贵州军阀王家烈交出兵权，蒋介石赏他5000大洋去散心。他刚登上张学良的专机，蒋介石便命人抄了他的老窝。
1935年5月3日，一架飞机从贵阳起飞，航向汉口。
机舱里的王家烈或许还能看见逐渐缩小的贵阳城。但他已经不能命令那座城里的军队，也不能决定贵州接下来由谁掌权。飞机只是把他送出了贵州，真正让他倒台的那张网，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收紧。
多年以后，人们谈起这段历史，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那架飞机上。好像王家烈只是去机场送客，稀里糊涂登机，等飞机升空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实际上，他走进机场以前，省主席的位置已经丢了，军饷来源已经断了，手下两个主力师长也另找了靠山。所谓突然离场，不过是漫长失权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动作。
王家烈早年家境贫寒，曾在贵州北部靠背盐、运货谋生。1914年，他在遵义入伍，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升上来。经过贵州地方军队长期混战，到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控制第二十五军，并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因为军政大权集中在他手里，不少人称他为“贵州王”。可这个称呼听起来威风，背后的根基却没有想象中牢固。
当时贵州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军事集团。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人各有部队，各守地盘，彼此既合作又提防。王家烈能够直接调动的主要力量，是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共十五个团。其他部队名义上归他节制，遇到利益冲突时却未必听令。
这套关系平时依靠同乡、旧部、军饷和私人交情勉强维持，一旦更强大的外部力量进入贵州，原有平衡马上就会松动。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随即以调兵追堵为名，让中央军大举进入贵州。1935年1月，薛岳率部进驻贵阳，接管城防和交通要点。王家烈仍然坐在主席和军长的位置上，可贵阳城里已经出现了另一套军事指挥系统。
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公开赶走王家烈。
如果直接动武，王家烈经营贵州多年，手下仍有一批旧部，局面很可能失控。更稳妥的办法，是先切断他的财政，再拉走他的将领，最后让他自己提出辞职。
这时，何知重和柏辉章成了关键人物。
两人长期担任王家烈部下的主力师长，知道黔军内部的兵力分布，也熟悉王家烈的弱点。蒋介石方面通过人员接触和利益拉拢，答应他们的部队改归中央后，可以直接得到军饷和编制。
对于长期欠饷的贵州军队来说，这个条件很有吸引力。跟着王家烈，军饷时有时无；改投中央，不仅可能保住部队，个人位置也有机会提高。何知重、柏辉章态度一变，王家烈最依赖的两根支柱也就开始松动。
紧接着，部队闹饷。
士兵围住军部讨要欠薪，下面吵得厉害，上面的师长却没有真正制止。王家烈过去能够依靠贵州财政调钱，现在省政权力受到限制，收入渠道又被控制，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安抚部队。
他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
要是强行镇压，动手的都是自己的旧部；要是不处理，军心就会继续散掉。王家烈明知背后有人推动，却找不到能够扭转局面的办法，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命令越来越没人执行。
随后，南京方面让他在省主席和军长之间作出选择。
王家烈不愿交出军队，便打算辞去省主席，保留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位置。他以为只要枪还在手里，迟早能够东山再起。
可他忽略了一件事：贵州地方军队的军饷，本来就离不开省财政。没有省主席的位置，没有税收和行政系统，所谓军长很快就会变成空头衔。
中央方面接着提出整编方案，要求把王家烈原来两个师十五个团压缩为两个师六个团，并明确表示，不接受整编就不发军饷。十五个团缩成六个团，意味着大批军官失去职位，部队关系也会被重新打散。王家烈即便继续挂着军长名号，手里的兵也不再是原来的兵。
1935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免去王家烈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由吴忠信接管贵州省政。到了这个时候，王家烈已经失去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只剩下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军长职位。
吴忠信的安排也经过考虑。
他同桂系人物有一定交往，由他接管贵州，可以减轻广西方面的戒心，也能防止王家烈转而寻求桂系支援。这样一来，王家烈向外求援的道路也被堵住。
内无可靠部队，外无强力援手，军饷又无法解决，王家烈只得连续提出辞职，希望离开贵州，到外地考察。
蒋介石同意让他离开，给他安排了军事参议院参议的职务，又给了一笔旅费。流传较广的记载中，这笔钱为五千元。张学良随后用飞机将王家烈送往汉口。1935年5月3日，王家烈离开贵阳；同年5月17日，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的命令正式公布。
飞机离开后，贵阳方面迅速推进军队整编、机关接收和人事调整。
所谓“抄老窝”，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搬走了多少东西，而是王家烈经营多年的权力基础被彻底拆散。
蒋介石费这么多心思拿下贵州，并不只是为了对付王家烈个人。
贵州连接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是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控制贵州，中央军向北可以影响四川，向西能够牵制云南，向南又能限制桂系活动。更重要的是，中央军从此在西南有了稳定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