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问蒋介石：“关押了11年的杨虎城该怎么处理？”蒋介石冷冰冰地说道：“还留着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1949年8月的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走到败退边缘。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是否把长期关押的杨虎城送往台湾地区。得到的却不是继续看押，而是直接处死。这个决定看似突然，其实那笔旧账，蒋介石已经记了近十三年。
真正让杨虎城被长期视为“必须处理的人”，不是他在1949年还能调动多少部队。那时的他与外界隔绝多年，旧部早已分散，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蒋介石仍不愿放人，根子就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以及此后始终没有消散的个人怨恨。
1936年12月，华北危急，社会各界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声音不断高涨。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却没有结果。12月12日，两人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事情最后以和平方式解决，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遭到扣押。杨虎城并没有随行回南京，而是留在西安处理局面。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两人此后的遭遇虽都源于西安事变，路径却并不相同。
蒋介石回到权力中心后，很快开始拆解杨虎城的军政基础。1937年初，杨虎城被迫离开原有职务；同年6月，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离开上海，先后前往美国和欧洲。表面上是考察，实际效果却是让他远离部队，也远离经营多年的西北。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杨虎城在国外多次表示要回国参战。他明知回国可能遭到清算，仍决定回来。1937年11月26日，他经香港踏上国土，随后前往南昌。等待他的不是新的抗日岗位，而是秘密监禁。
从那时起，杨虎城没有经过公开审判，也没有得到正常申辩的机会。有人曾试图劝他否定西安事变、承认所谓错误，以换取处境改善，他没有接受。对他而言，当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不是需要用一纸悔过书抹掉的经历。
杨虎城一家先后被关押在南昌、湖南益阳、贵州息烽玄天洞和重庆杨家山等地。关押地点不断变动，看守却一直严密。通信受限，来往受控，外界甚至很难确认他究竟被关在哪里。控制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尽量让社会忘记这个人的存在。
这场幽禁拖累的不只是杨虎城本人。夫人谢葆贞1938年初随他入狱，在长期压抑和摧残中身体不断恶化，1947年病逝于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儿子杨拯中和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杨拯贵，也在封闭环境中长大，几乎没有正常生活可言。
1946年，社会上曾掀起要求释放杨虎城的活动。到了1949年，李宗仁方面也有释放政治犯的表示，可命令没有真正改变杨虎城的处境。名义上的政府命令，与特务系统实际执行的命令并不是一回事，后者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和毛人凤手中。
局势越接近崩溃，杨虎城获释的希望反而越小。因为一旦恢复自由，他不仅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当事人，也是多年秘密囚禁的活证人。对正在撤退的特务系统来说，留下这样一个有声望、知道内情的人，无疑意味着旧账将来可能被重新翻开。
8月27日，毛人凤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商议具体方案。行动被要求秘密进行，不能留下枪声，还要把遗体藏好。随后，周养浩等人以转移为名，把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从贵州押往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和20岁的儿子杨拯中先被带入戴公祠会客室。紧接着，8岁的杨拯贵，以及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未满9岁的宋振中也被杀害。当晚遇害的是六人；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和警卫员张醒民，是在同年11月另一次屠杀中牺牲的。
行凶后，特务把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旁的花坛内，另外四人的遗体则被掩埋在警卫室地下，并用三合土覆盖。没有布告，没有审判，也没有通知家属，整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都按照秘密灭口的方式进行。
重庆解放后，寻找杨虎城下落成为一项紧迫工作。1949年12月11日，工作人员在知情者带领下来到松林坡，挖开花坛和警卫室地面，找到遇害者遗体及谢葆贞的骨灰盒。1950年，杨虎城等人的灵柩被运回西安安葬。
杨虎城遇害时56岁。他的悲剧不能只理解成西安事变后的简单报复，更说明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权力体系里，私人恩怨很容易被包装成“处置决定”。一个被关押近十二年、早已失去军权的人，仍被视为不能留下的隐患，恰恰反映出决策者内心的恐惧。
在我看来，杨虎城最值得后人记住的，不只是他最后遭遇了什么，而是他在民族危机中选择了什么。西安事变推动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转折；而1949年的秘密杀害，则留下另一层警示：政治分歧一旦越过法律和人道底线，最终留下的不会是胜利者的威严，只会是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