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俘，可他很快就投降了，不久，他给上级寄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只能将计就计！”
1945年8月16日下午，宁波姚江边出现了一支很特别的队伍。两艘汽艇载着“400小组”成员和60多名反正人员驶向四明山，船上还带着枪械、电台等物资。岸上的接应人员知道，这批人终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回来了。
走在队伍中的周迪道，曾长期背着“投降者”的身份。日军把他当成可以利用的密探，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也难免产生误会。可真正决定他命运的，并不是那份表面的顺从，而是被捕后秘密送出去的一封信。
宁波自1941年4月沦陷后，日军宪兵队一直把这里当作监视浙东抗日力量的重要据点。城市里的车站、码头和商行受到控制，四明山根据地又需要从外面筹集经费、药品和生活物资。谁能在城乡之间活动，谁就可能掌握双方都急需的信息。
1944年初，周迪道担任四明山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同时承担筹款和敌情联络任务。一次外出活动中，他被日伪人员抓获，随后押进宁波日本宪兵队。那里设有警务、特高和思想等部门，其中思想课专门侦察新四军及地下组织。
周迪道的职务被叛徒认出后，敌人反复审问，希望从他口中得到人员名单、交通路线和根据地情况。他只承认已经暴露的身份，没有交出关键机密。日军见强逼收效不大，便开始用释放、工作和生活待遇作条件，逼他替宪兵队做事。

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提出，只要周迪道愿意搜集抗日力量的情报，就能离开牢房。周迪道看得很清楚：当场拒绝，很可能立即牺牲；仓促逃跑，又会把监视者引向地下联络点。他口头答应下来，先争取行动空间，再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日军以为劝降成功，周迪道却暗中写信，把处境和打算报告给谭启龙、何克希等上级。他提出，既然暂时无法脱身，不如借敌人给的身份进入其内部；若组织认为风险太大，他愿意放弃方案，绝不拿同志和根据地的安全冒险。
组织研究后同意了这个设想，并要求他避免没有必要的牺牲，重大行动必须请示。从这一刻起，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日军眼中的“朱大密探”，实际成了一枚放在宪兵队内部的暗钉。
不过，一个人再机警，也撑不起完整的情报网。周斯明、冯禾青、王福林等人陆续进入秘密网络，女战士徐笑奇则以“朱太太”的身份作掩护。他们对外装成关系密切的“朱家人”，来往、聚会甚至打牌，都成了传递指示和交换情况的外衣。
1944年11月，乐群受命担任组织与小组之间的政治交通。她的代号是400，这支队伍后来也被称为“400小组”。她不直接公开指挥，而是以亲戚来访等方式进入联络点，传达上级要求，观察人员状态，遇到紧急情况还要当场作出判断。
他们最难的任务，不是偶尔偷听一句话，而是天天证明自己“值得信任”。送给日军的消息，有些内容是真的，却早已失去时效；真正有价值的敌军调动、搜捕安排和人员关系，则通过交通线送往根据地。表面越像密探，暗中的分寸越要拿得准。
小组也利用日伪机关之间互不信任的缝隙营救人员。1944年8月，周迪道参与营救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特派员竺扬，并及时掩护新生书店有关人员转移。张黎、陈婕等人后来进入不同岗位，从文件收发、日常谈话和人员往来中获取消息。

1945年春，一名准备前往四明山参加抗日工作的女学生在宁波被扣押。徐笑奇借助自己与伪军军官家属建立的关系，以亲属身份进入监狱探视，再通过多方周旋把人救出。这样的行动没有正面交火，却要求每句话、每个称呼都不能露出破绽。
1944年底，一箱制造手榴弹所需的炸药滞留上海，严密检查使普通交通员很难带出。周迪道和徐笑奇借与日军特高课人员同行的机会，把炸药装进女式皮箱。遇到检查时，周迪道顺势让日军课长代拿箱子，利用对方身份避开搜查，最终将炸药送回浙东。
这个细节说明，隐蔽工作靠的不是传奇式的好运，而是对人心、身份和现场变化的准确判断。周迪道既要知道敌人为什么怀疑，也要判断敌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放松警惕。任何一个动作过头，付出代价的都不会只是他一个人。
日本宣布投降后，“400小组”仍没有立刻公开身份。他们继续联络宪兵队密探和外围人员，推动愿意反正者脱离日军控制。直到1945年8月16日，周迪道等人才带着60多人返回根据地，这场在敌人内部展开的较量才真正结束。
多年后，徐笑奇保存的运炸药皮箱由家属捐给新四军纪念馆，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25年，宁波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隐蔽战线专题展，“400小组”的经历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那只旧皮箱也让这段往事有了可以触摸的见证。

在我看来，周迪道这段经历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胆量，而是纪律和分寸。潜伏者可以临机应变，却不能脱离组织自行其是；可以承受误解，却不能拿同志的安全去冒险。他把一场被迫接受的“投降”，变成了进入敌人内部的通道，也让人看到，隐蔽战线的胜负常常藏在耐心、判断和长期坚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