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私下和亲信坦言：“汉卿为人豪爽，重情义，有英雄气概。我早年和他在北平、汉口交往，相处还算融洽。”西安事变后，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前往西安和谈，一下飞机就被收缴枪械，并被软禁，戴笠事后直言：“汉卿当日若取我性命，易如反掌。他始终留一线，还算顾及往日情面。”
1936年12月26日，南京明故宫机场戒备森严。戴笠已经提前布置人手，等候从洛阳飞来的专机。飞机里除了蒋介石、宋美龄等人，还有亲自陪蒋离开西安的张学良。
几天前，戴笠进入西安后，还在担心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几天后，局势翻转，张学良反而落入南京方面的控制。两人的关系，也在这几天里从旧日交往，变成了监视者与被监视者。
这才是戴笠那段感慨背后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说张学良豪爽、重情，并不是因为两人始终站在一边，而是因为他曾亲身感受过：张学良明明掌握主动权，却没有借机取他的性命。
戴笠与张学良早年确有接触。中原大战结束后，东北军进入华北，张学良的态度直接影响北平、天津以及周边局势。南京方面需要掌握东北军动向，也需要保持沟通，戴笠便成了其中一名联络者。
张学良不喜欢过多礼节，戴笠在他面前也很少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两人见面时能谈军务，也会谈社会上的人物和消息。后来张学良常驻汉口，两人的接触仍未中断，表面关系一直不算差。
可戴笠接近张学良，绝不仅是为了交朋友。他负责情报工作，东北军的兵力变化、将领态度和内部情绪，都是需要了解的内容。张学良心里同样清楚，戴笠每次出现，都不只是私人拜访。
因此，两人的往来从来没有脱离各自的位置。张学良可以欣赏戴笠办事利落，却不会对他的情报网络毫无戒心；戴笠也可以认可张学良待人痛快，却不可能放弃对东北军的观察。
到了1936年，这种表面融洽越来越难维持。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后，长期无法返回东北，内部要求抗日、反对继续内战的声音不断增加。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在军事安排上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消息传到南京，各方意见激烈冲突，有人主张立即进攻，也有人担心动武会危及蒋介石安全。
此时的戴笠非常被动。他负责的情报系统事先没有准确掌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行动，事变发生后，更无法进入西安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处境。过去无处不在的耳目，这一次没能提前发出有效警报。
12月20日，宋子文先以私人身份飞往西安，停留一天后返回南京。12月22日，他陪同宋美龄再次前往，同行者包括戴笠、蒋鼎文和端纳等人。飞机傍晚抵达西安，一行人随后进入张学良公馆。
戴笠心里明白，自己在西安并不受欢迎。东北军中有人对南京特务机构长期不满，他一旦脱离宋氏兄妹的队伍，安全很难保证。张学良将他安排在公馆地下室居住，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
就在这里，戴笠写下一段近似遗书的文字。他称自己到达后即受到监视，判断“离死不远”，又表示没有见到蒋介石，心有不甘。落款写着“领袖蒙难后十二日”，由此可知写作时间应在12月23日。
不过，戴笠在西安并非完全与外界隔绝。他曾同宋子文、蒋鼎文等人一起参与谈话，也在张公馆用餐和住宿。地下室既是住处，也是便于看管的地方。真正让他害怕的，不是吃住条件，而是自己失去了决定命运的能力。
张学良没有让人伤害戴笠，也有现实考虑。当时谈判正在进行，南京方面的军队和飞机仍对西安形成压力。一旦戴笠在西安出事，宋美龄、宋子文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很可能随之下降。
除此之外，张学良确实顾念过去的交往。他可以限制戴笠的行动，却没有把私人积怨变成杀戮。对那些主张采取激烈手段的人，他也没有轻易放任。这种克制，正是戴笠后来所说的“留一线”。
戴笠在12月24日离开西安。第二天，蒋介石接受有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后获释，张学良亲自陪同他乘机前往洛阳。12月26日，一行人抵达南京，主动送蒋离陕的张学良随即失去自由。

12月30日，张学良受到军事审判，被判处十年徒刑。1937年1月4日，他获得特赦，却没有恢复自由，此后长期处于严密看管之中。戴笠也奉命参与相关监视安排，双方再没有回到北平、汉口时期的交往状态。
戴笠后来仍愿意承认张学良重情，并不代表他同意西安事变。对他而言，这是两件事：政治上，他必须维护南京方面的命令；私人感受上，他又无法忘记西安那两天，张学良没有把事情做绝。
这段往事留下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恩怨。它让人看到，在重大事变中，私人情面有时能够阻止一场报复，却很难扭转权力关系。戴笠从西安脱险，靠的是张学良的克制；张学良到了南京，却再也无法依靠旧交改变自己的处境。
他们彼此了解，也曾相处融洽，但从未真正成为一路人。西安城里的那条“余地”，保住了戴笠的性命；南京机场上的严密警戒，则宣告两人的旧关系已经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