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元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卸下地方党政职务，专管军区工作。妻子徐杰随他到成都，已是副师职，军区机关拟安排她任二级部副部长。
徐杰递上离休申请时，只有53岁。她1938年参加革命，已是副师职干部，继续工作既有资历，也符合干部使用条件。可她没有去军区机关报到，而是主动退出岗位。推动她作出这个决定的人，正是承担成都军区主要领导工作的丈夫刘兴元。
这件事看起来像一次家庭商量，背后却牵着机关用人、上下级关系和领导干部避嫌几个问题。徐杰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临时照顾进机关。恰恰因为她的履历够硬，拟任职务也说得过去，刘兴元的选择才更难。
1972年3月，刘兴元从广州调到四川，担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同时承担四川地方工作。四川地域广、人口多，军地事务交织，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多。到了1975年10月，成都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原司令员秦基伟调往北京军区，刘兴元改任司令员。
这次变化，不只是把“政委”两个字换成“司令员”。第一政委侧重政治工作、组织建设和干部教育，司令员则要把更多精力放到战备、训练、管理和军事指挥上。刘兴元同时卸下地方党政职务，也说明此后的工作重点更加集中，要专门抓军区建设。
当时刘兴元已经67岁，而且大半生都在政工岗位上。从红军卫生系统到野战部队，再到广州军区，他长期处理组织、干部和部队思想工作。不过，他并非只会坐机关、作报告。战争年代，他当过师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和军政治委员，长期跟随部队行动，对作战组织、部队管理和军政配合并不陌生。
对他而言，真正的难点还在于角色变化。过去处理军地事务时，他可以把相当精力放在协调和稳定上；成为司令员后，部队训练是否扎实、战备环节是否顺畅、各级指挥关系是否清楚，都要直接压到肩上。也正因工作重心收紧，军区机关的人事关系更需要简单、清楚。
就在刘兴元主政成都军区的这段时期，徐杰的工作安排被提上日程。军区机关考虑让她担任二级部副部长。所谓二级部，可以理解为军区机关内承担具体业务的部门，副部长不是一个挂名位置，既要参与日常管理，也可能接触干部和业务事项。
从手续上说，这项安排并没有明显问题。徐杰参加工作早，级别也已经达到副师职，不能因为她是军区主要领导的妻子，就简单认定她没有任职资格。可刘兴元看到的是另一层：一旦她在同一军区机关担任领导，许多正常工作都会多出一层人情顾虑。
干部向徐杰汇报工作时，会不会想到她丈夫的态度？研究人员使用、岗位调整或者机关事务时，大家能不能像对待普通副部长那样直说？即使夫妻二人从不打招呼，下面的人也可能主动揣摩。这类影响看不见，却可能慢慢改变机关里的办事方式。
更麻烦的是，这种顾虑很难靠一句“公事公办”彻底消除。有人或许会出于尊重，对徐杰格外客气；有人遇到不同意见，可能选择不说；还有人办事时会本能地多留一步。时间一长，徐杰本人也会陷入尴尬，因为别人很难分清她是在履行职务，还是代表丈夫表达态度。
刘兴元没有把这个难题留给机关，也不愿让负责干部安排的人左右为难。他回家同徐杰谈了自己的考虑，希望她受点委屈，提前办理离休。话里的重点不是怀疑妻子，而是不愿让她的特殊身份，成为别人工作时绕不开的一道弯。
对徐杰来说，这个决定并不轻松。53岁正是经验成熟的时候，她多年积累下来的工作能力，本可以继续发挥。离休意味着放下岗位，也意味着此前准备好的职务不再属于她。她失去的不是一个空头称呼，而是一份本可以继续承担的工作。
可徐杰听懂了丈夫的担忧。刘兴元考虑的不是家里能不能多一个领导职务，而是军区机关能不能按照正常规则运行。于是，她没有拿资历要求照顾，也没有让丈夫出面争取，而是主动递交离休申请，把已经摆到面前的岗位放了下来。
一个提出避嫌，一个愿意退出，两个人用最直接的办法处理了最容易引起议论的问题。整件事没有复杂程序，也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却让周围干部看清了刘兴元对家属任职的态度：有资格是一回事，放在什么位置上，又是另一回事。
这段经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避嫌并不等于否定干部家属的能力，更不能把徐杰多年工作简单抹去。刘兴元作出的，是特定岗位、特定关系下的取舍。妻子若在其他单位正常任职，情况未必相同；偏偏她拟任的是丈夫领导范围内的机关职务，身份叠在一起，便容易影响公信力。
1977年9月，刘兴元离开成都军区，转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随后又到军事学院工作。1978年，他因年事已高、心脏病频繁发作，请求休息，同年11月卸任。回望他在成都的几年，职务变化固然重要，徐杰提前离休这件小事，却更能看出他如何理解手中的权力。

徐杰的退让同样值得尊重，因为她放弃的不是虚名，而是一份本可继续承担的工作。两人的做法未必适用于所有家庭，却说明一个朴素道理：职位越高，越要主动给权力划边界；亲属越有条件获得机会，越要让任用过程经得起旁人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