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一辈子打了70多场仗，匈奴人怕他叫他“飞将军“，可他到死没封侯。

李广的名气确实大。他年轻时参军，箭术出众，胆子也大，长期在北方边地任职。匈奴人熟悉他的作战风格，称他为“汉之飞将军”。他担任右北平太守时，匈奴军队一度不敢轻易进入当地，足见他的威慑力并非后人凭空添出来的。
有一次，李广只带一百多名骑兵，突然遇上数千匈奴骑兵。部下慌了，想马上逃走。李广却认为，这时候越跑越容易暴露虚实。他下令全军停止撤退，甚至卸下马鞍，就地休息。匈奴人见汉军如此镇定，反而怀疑附近埋伏着大部队，一直没敢贸然进攻。
这种临场反应，正是李广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他善于观察敌情，敢在危险中押上自己的判断。换成别人，可能早已乱了阵脚。可李广的问题也藏在这里：他太依赖个人经验，能在小范围危局中翻盘，却未必能在大规模战争里稳定完成规定任务。
汉朝封侯并不只看一个将领有没有名气，也不只看他敢不敢拼命。朝廷要核算斩获多少、损失多少、有没有误期、有没有完成战略目标。李广的故事很传奇，可到了军功簿上，几次关键战役留下的结果并不好看。
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李广跟随周亚夫平叛，在昌邑城下冲锋陷阵，还夺得敌军旗帜，这本来是一次相当亮眼的战功。但他后来接受了梁王刘武授予的将军印。梁王是诸侯王，朝廷将领私下接受他的印信，很容易被视为立场不清。叛乱平定后，李广没有因此受封。
这件事很能说明李广的性格。他打仗有勇气，处理政治分寸却不够谨慎。他可能只是把梁王的赏识当成一种肯定，没有意识到，在皇权和诸侯关系紧张的环境中，一枚将军印绝不是普通礼物。一次看似不大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功劳的认定。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四路军队出击匈奴。李广从雁门出兵，遭遇匈奴优势兵力，部队战败，他本人也被俘。押送途中，李广假装受伤昏死，趁看守松懈夺马逃回。这个过程很有传奇色彩，可军法并不因为他逃了回来就免除败军责任。他被判死罪，后来赎罪成为平民。
此后李广又被重新起用。公元前123年，他随卫青从定襄出兵，没有取得能够记功的战果。公元前121年，他率四千骑兵出右北平，遇到数万匈奴骑兵包围。李广带兵苦战，士卒几乎损失殆尽，援军赶到后才解围。此战十分惨烈，却仍没有给他带来侯爵。
这不是说李广没有功劳，而是他的功劳经常伴随着过大的代价。有的仗守住了，却没能扩大战果；有的仗打得惊险，却没有达到朝廷封赏的标准。相比之下，卫青、霍去病多次深入草原，斩获众多，打通战略通道，完成的是整个战局层面的突破。
更让李广难以接受的是，一些过去地位不如他的人陆续封侯。他的从弟李蔡，名声和才能都没有李广突出，后来却封了乐安侯，还当上丞相。李广的部下中，也有人靠军功得到爵位。一个成名多年的老将，看着身边的人不断越过自己，心里不可能毫无波澜。
李广带兵有很受士卒欢迎的一面。他生活简朴，得到赏赐常分给部下，缺水时不抢先喝，缺粮时也不先吃。士兵愿意跟着他卖命，不只是怕军法，而是真心服他。司马迁写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看中的正是这种不用夸口也能让人追随的品格。
但李广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美英雄。他任陇西太守时，曾诱降八百多名羌人，随后将这些已经放下武器的人全部杀死。多年后，他自己提到这件事时，仍然十分后悔。这段经历说明，他的刚烈有时会越过分寸，变成难以挽回的冲动。
他被免职期间，曾在夜里经过霸陵亭，被当值的霸陵尉拦住。后来李广重新得到任用，便将霸陵尉召入军中处死。这件事不涉及大战，却更能看出他的性情。他爱护士兵，也敢承担责任，但他自尊心很强，对受到的羞辱很难放下。
到了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大战。李广多次请求出征，终于以“前将军”身份随卫青北上。他希望正面迎击单于，卫青却让他改走东路。史书记载，汉武帝认为李广年老而且时运不顺，不希望他直接承担追击单于的重任。
卫青也有自己的安排。他想让公孙敖参加正面作战，帮助这名旧部重新立功。李广得知自己被调开后，心中非常不满，甚至没有正式向卫青告辞，便带兵前往东路。偏偏这条路线绕远，水草稀少，队伍又缺少合适向导，最终在沙漠中迷失方向。
等李广赶到时，单于已经逃走。卫青需要向朝廷上报战况，只能依军法调查。李广不肯让部下接受审问，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迷路，而是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失意，在这一天全部压了下来。

李广最让人惋惜的地方，不是他真的毫无机会，而是每当机会出现，他总会因为某个失误付出代价。接受梁王将军印，是政治判断失当；雁门兵败，是战场失败；霸陵尉事件，暴露了他的狭烈；漠北迷路，则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击。
可封侯与否，也没有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历史分量。卫青、霍去病靠大规模军功改变了汉匈战争走向，李广则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记忆里。他有勇气，也有缺陷；有威名，也有失败。正因为他不是毫无瑕疵的英雄，他的遭遇才显得格外真实，也更让人长久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