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被贬到新疆时，伊犁将军不仅没有怠慢他，反而还热情地送野猪肉。
1842年冬天，惠远城里来了一位身份很尴尬的客人。
他过去是封疆大吏，奉旨查禁鸦片，名声传遍全国；如今却没了官职，背着“效力赎罪”的处分，远行八千多里来到伊犁。按照官场中常见的做法，当地官员即便不故意为难，恐怕也会保持距离，免得惹上麻烦。
可伊犁将军布彦泰没有这样做。
林则徐还没进城，布彦泰和参赞大臣庆昌便派人前往驿站迎接。等他在惠远城安顿下来，米、面、羊肉、猪肉、鸡鸭等物也送到了住处。过了一段时间，布彦泰又陆续送来膏药、鼻烟壶、棋谱，还有标题中提到的野猪肉。
这些东西没有被后人凭空添油加醋。林则徐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伊犁收到什么礼物、拜访过什么人，往往都会写上一笔。2026年1月，伊犁当地重新梳理他的《壬寅日记》时，仍明确列出了布彦泰赠送的野猪肉、膏药、鼻烟壶和棋谱。
问题也就来了：布彦泰为什么愿意这样对待一个被朝廷处分的人？
答案不能只用“同情”两个字来解释。两人之间确实有敬重，但在敬重背后，还有布彦泰对新疆局势的现实判断。他不是单纯请林则徐吃几顿饭，而是从林则徐刚到伊犁那一天起，便准备让这个有经验的人重新做事。
林则徐走到这一步，与鸦片战争后的朝廷追责有关。1841年，他被革去四品卿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途中河南祥符黄河决口，他又奉命赶往河工，参与堵口治水。工程将要完成时，朝廷并没有撤销原来的处分，仍命他继续西行。
河工期间，林则徐染上疟疾，抵达西安后病了数月。1842年8月11日，他带着三子林聪彝、四子林拱枢离开西安。一路经过兰州、哈密、乌鲁木齐，再穿过风雪中的塔尔奇山，直到同年12月10日，才进入伊犁惠远城。
那年林则徐已经57岁。放在今天，这个年龄坐车长途旅行都不轻松，更何况当时主要依靠马车，许多地方没有像样的客店。遇到大雪，他有时只能在车里过夜；翻越塔尔奇山时，狂风几乎要把人马吹翻，他只好下车步行，由两个儿子扶着慢慢下山。
这样的身体状况到了伊犁，最需要的不是场面上的欢迎，而是能吃上热饭、住得安稳、及时治病。布彦泰送来的肉食、药物和日用品，解决的正是这些眼前难题。野猪肉看似只是一种吃食，放在当时的处境里，却代表着主政者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需要躲开的麻烦人物。
布彦泰的态度也不是临时起意。
林则徐抵达惠远城当天，布彦泰一面安排生活用品，一面向朝廷奏报他已经到达，并提出让他参与粮饷事务。也就是说，林则徐还在赶往伊犁的路上时，布彦泰已经在考虑：这个人到了以后，应该让他做些什么。
布彦泰看中的，是林则徐几十年地方治理中练出来的本领。
新疆驻军多，路途远，粮饷运输困难。伊犁又承担着屯田、守边和军政管理等多项任务，任何一件都离不开水源、土地和钱粮。林则徐过去办理过漕运、盐务、赈灾和河工，既能写奏折，也能到现场查问题。这样的人若只留在家里写字下棋，实在可惜。
很快，林则徐便派上了用场。
1843年1月，朝廷讨论裁撤伊犁镇总兵，并把相关兵力移往天津。布彦泰认为，这样做可能削弱伊犁的屯田和边防，于是请林则徐帮助起草奏稿。林则徐听取当地官员介绍情况后，几天内完成文稿，布彦泰随后上奏朝廷。
这件事很能说明二人的关系。布彦泰不是把林则徐当作一般宾客，而是让他接触关系伊犁军政的重要事务；林则徐也没有因为自己受处分便敷衍了事，而是迅速进入状态。双方的信任，从生活照顾转到了实际工作。
此后，重点又落到屯垦水利上。
伊犁土地不少，但有地不等于有粮。没有水渠，荒地仍是荒地；水源引不过来，驻军和百姓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1843年秋天，林则徐参与阿齐乌苏一带的开荒工程，研究怎样从河流引水，并把精力放在最难处理的渠首工程上。
所谓渠首，就是把河水引入渠道的入口。这一处若选得不准、修得不牢，后面的水渠挖得再长也没有用。林则徐不仅参与勘察和筹划，还拿出自己的钱支持工程。经过数月施工，水流终于进入新渠，为大片土地的开垦创造了条件。
后来，当地将与林则徐有关的水利工程称为“林公渠”。这个名称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总督，也不是靠题字得来的，而是当地人确实从水渠中得到了好处。布彦泰敢让一个遣戍人员参与工程，林则徐也用实际结果证明，这份信任没有给错。
到了1845年1月24日，林则徐离开生活两年多的惠远城，继续前往南疆勘查垦地。他先后走过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白天骑马查看水土，丈量可耕土地，晚上常住在简陋的毡房中。
他在新疆做的事，远不止修一条渠。哪里适合开荒，水从哪里来，渠道怎样走，驻军和百姓怎样共同受益，这些都要逐处查看。布彦泰后来评价林则徐，认为他学问广博，却不只是空谈，办事老练，遇事能够真正拿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