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血雨腥风！洋顾问潜伏上海租界，窗台放台灯竟是保命暗号？
1930年代的上海，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国际为了在此维持地下运转，派驻了一批特殊的工作人员。在这片暗流涌动的土地上开展秘密工作极其艰难，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意外被捕，大批机密文件被查抄。按照当时的判决，牛兰难逃一死。共产国际为了保住他的性命，耗费巨资贿赂了负责审理案件的中国法官，这才保下了牛兰一条命。这次事件给所有的地下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秘密工作规则被提升到了极度严格的程度。
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清一色是白种人，包括德国人李德、阿瑟·尤尔特，以及负责财务安全的俄国人和代表青年国际、红色工会的美国人。由于白种人在租界内享有护照豁免权，主要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活动。为了隐藏身份，他们公开场合只与欧美人往来，去俱乐部也尽量保持低调。
即便如此，他们与中共高层的联络依然异常艰难。能够直接与中共领导人博古、张闻天接触的，只有尤尔特和李德两人，通常每周联系一次。
为了确保安全，接头地点大都选在新式住宅区的秘密办事处。每次行动前，双方都要按照约定好的暗号行事。比如，在特定的窗台上摆放一盏台灯，或者在有灯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页。只有看到这些信号，接头人员才能放心进入。靠着这套严密的暗号机制，双方的地下联络进行得十分顺畅，没有发生过意外。
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双方沟通效率很高。博古和张闻天精通俄语，张闻天还会英语，因此与尤尔特、李德讨论紧急军政大事时完全不需要翻译。参加会议的有时还有康生、李竹生、盛中亮等人。
不过，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没有自己的电台，不得不借用中共的电台与莫斯科保持联系。而上海中央与北方军阀控制区以及其他苏区的联络，主要依靠特派员和通讯员，一趟沟通常常耽搁十几天，效率极低。
在尤尔特的介绍下，李德结识了正在上海活动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与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关系密切。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史沫特莱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不仅撰写了大量有利于苏区的报道，还联络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两广军阀李济深等反蒋人士。
此时刚到上海的李德，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和党内关系了解并不全面，手里只有一些残缺且互相矛盾的军事情报。原本他只是顾问，但总顾问在半路出事，李德只能承担起实际上的总顾问职责，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必须做出军事决断。
通过与尤尔特、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多次交谈，李德对中国革命做了阶段性总结。他认为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共合作打倒军阀；第二阶段是1927年后探索新路线，但期间出现了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第三阶段则是六届四中全会后改组领导层，吸收了博古、张闻天等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干部。
然而，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在革命策略上产生了明显分歧。
在中央苏区，毛主席认为苏区是“白色大海中的红色孤岛”，主张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通过游击战扩充根据地力量。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中央不同意这种判断。他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才是首要敌人，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必须先打垮蒋介石，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毛主席和朱德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此时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把革命武装改组为正规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中央苏区决策层甚至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苏联有义务全力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领导人在上海的暗夜里艰难探索，各种战略思想的碰撞，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革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