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张宗昌，张学良说：“张宗昌这个人是这样的，张宗昌带兵完全是土匪的法子，但是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这个人完全是上海杜月笙的派头，其实他没有太多钱，假如你要向张宗昌借点钱，即使他手里没钱，他也会把他太太的裤子当了借给你，你向他借钱，他不会拒绝你。交朋友非常讲义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1932年9月3日傍晚，济南火车站里响起枪声。曾经统率大批军队、在山东呼风唤雨的张宗昌倒在站台上，时年51岁。
开枪者郑继成没有逃跑。他自称是为叔父郑金声报仇。郑金声早年曾在张宗昌部下任职，后来因发生冲突被张宗昌处死。几年前埋下的仇怨，最终在火车即将进站时有了结果。
张宗昌身亡后，围绕他的故事越传越多。有人说他粗鲁荒唐，有人记得他出手大方，还有人把各种打油诗也安到他头上。真假混杂之后，这个人反而越来越像民间故事里的角色。
相比那些热闹传闻，张学良晚年的评价更值得琢磨。他没有把张宗昌简单说成一个好人，也没有只讲他的恶名，而是抓住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特点：带兵没有规矩，对朋友却舍得花钱。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也就是今天的莱州一带。他出身贫寒，年轻时离开家乡，到东北和海参崴谋生。干过什么工作，各种说法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他在那里学会了俄语，也结识了一些俄国人。
这种经历后来成了他的本钱。回国投军以后，他几次变换门庭，直到进入张作霖的奉系队伍，才真正站稳脚跟。他文化不高，却很懂得怎样把失业军人、散兵和旧部拢到自己身边。
他笼络人的办法并不复杂：肯给钱，肯赏东西，愿意替部下撑腰。只要对方能打仗，他不太追问来路，也不讲太多资格。队伍因此扩充得很快，可人员复杂、纪律松弛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十月革命后，一些原沙俄军人流入中国东北。张宗昌利用自己懂俄语、熟悉俄国人的优势，将部分白俄军人收入麾下，组建炮兵、骑兵和装甲列车部队。
这些人有作战经验，也掌握较好的军事技术，在军阀混战中确实帮了张宗昌不少忙。为了留住他们，他往往给予较高待遇。可军中标准不一，普通士兵又缺乏约束，扰民和抢掠自然很难杜绝。
张学良接受过较正规的军事教育，他看重训练、编制和军纪。张宗昌的部队却更像一个由私人关系撑起来的大团伙，主将有钱时人马聚集，一旦军饷断了，部队很快就会散开。
所以张学良说他带兵用的是“土匪的法子”，并非只是在骂人，而是点中了问题的根子。张宗昌相信的是个人威望和利益分配，不是稳定的制度。这样的军队可以一时扩张，却很难真正管住。
1925年4月，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实际上的军事掌权者。那是他最风光的一段日子，手下兵马众多，活动范围一度伸向河北、江苏等地，排场也越来越大。
可养兵需要钱，尤其是养一支规模庞大、成分复杂的队伍，更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钱从哪里来？最终还是落到地方商户、农民和普通家庭头上。
张宗昌控制山东期间，各种税捐名目繁多，地方负担沉重。他的部队又屡有扰民行为，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对朋友豪爽，是私人圈子里的事；百姓要面对的，却是征收、摊派和没有约束的军队。
这正是评价张宗昌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他可能真的愿意借钱给朋友，也可能在部下面前很够意思，但这些做法惠及的只是身边少数人。他手中的权力带来的后果，却由更多普通人承担。
1928年，奉系在关内战败，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迅速瓦解。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后，东北局势发生变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事务。失去地盘的张宗昌想退回东北，却没有得到重新入境整军的机会。
此后，他在大连、日本和天津等地辗转，仍没有完全放下重新拉队伍的念头。张学良虽然不赞成他的做法，私人层面却没有彻底断绝往来，这也符合张学良口中那种复杂关系：不认同其带兵，却知道他待朋友不薄。
1932年，张宗昌前往山东。此时山东早已换了主人，旧部有的离散，有的另投他人，当年的仇家也没有忘记旧账。他还想凭过去的人脉寻找机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
从他走进济南，到倒在火车站，前后时间并不长。一个依靠私人恩义和武力起家的人，最后也被私人仇怨结束了生命。这种结局，几乎就是他一生行事方式的回声。
在我看来，张学良那段话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把“私下仗义”和“掌权有责”分开了。一个人愿意给朋友钱，只能说明他对熟人豪爽，不能证明他适合治理地方，更不能抵消军队给百姓带来的伤害。
张宗昌的问题，不是他完全没有人情味，而是他把人情看得比规则更重，把部下是否忠于自己看得比军纪更重。靠这种办法可以交到朋友，也能在乱世中迅速拉起队伍，却建不起稳定秩序。评价一个掌握兵权的人，最终还是要看他怎样使用权力，而不是只看酒桌上有多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