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皖南旌德的天压得很低。11月18日，梅大栋和弟弟梅大梁等十来个同志一道被捕，关进县里那座阴冷的监牢。敌人审不出东西，便使了损招——把梅大栋推进一间死牢，同屋塞进个蓬头垢面的“偷牛贼”，想让“共产党头目”和“贼”作伴，折他的面子。

梅大栋靠墙坐着，镣铐压得踝骨生疼。高窗漏进一缕灰光，地上稻草发了霉，空气里全是潮气和铁锈味。那汉子起初缩在角落，半夜看守脚步声远了，才蹭过来，哑着嗓子开口：“梅先生，还认得西乡夜校的课么？我姓曹，民国十四年听你讲过‘穷人为啥穷’。”

梅大栋抬眼。他想起1925年前后在梅村、三都一带办农民补习学校的事——那时台子上供着一尊马克思银像，台下坐过不少摸黑走山路来的农户。 眼前这人手背皲裂，掌心有牛绳勒出的老茧，不像惯偷，倒像被世道逼急了的庄户人。

曹老三（后来梅大栋才知他叫曹某，因牵回被地主霸占的牛反被治罪）没绕弯：“这牢墙是泥拌稻草夯的，受潮发酥。我摸了半月，墙根能抠穿。筷子尖磨一磨，比铁钉顺手。”他从草席下抽出两根磨尖的竹筷，在墙根划一下，簌簌掉土。

梅大栋没立刻应。他懂规矩，更懂明天“过堂”意味着什么——过堂即宣判，他和弟弟都已被判死刑。 可若信错人，连累组织，比死更糟。他盯了曹某片刻，问：“你图啥？”曹某咧嘴，黄牙上沾着草屑：“不图啥。夜校那句‘人不是生来该跪着’，我记到现在。你死了，这话就烂在泥里了。”

挖墙的活儿从那夜开始。白天两人对骂几句装样子，夜里轮流用竹筷捅泥坯，挖出的湿土碾碎了塞进茅桶，洞口用破袄遮着。梅大栋托探监的亲戚捎话出去，舅舅借送饭篮子递回暗号：外头同志已候着，等雨夜动身。

最难是12月2日那晚。寒雨浇得瓦片哗响，墙剩最后一层皮。梅大栋想到隔壁牢的弟弟梅大梁——19岁，同判死刑，通道窄，带不走第二个人。他顿了顿，曹某却推他：“先出去一个是一个，你活着，大梁才没白叫一声哥。”泥皮一穿，冷风灌进来，曹某把洞口让出来，自己退回去躺平，说“我留着拖人”。

梅大栋钻出墙洞，外头接应的自己人把他拉进雨幕。他绕城北排水沟走，背后狗吠乍起时，东南角突然传来杂物倒地的巨响——是曹某在牢里踹翻了水桶。追兵的灯笼往那边涌，梅大栋趁机没进黑黢黢的田埂，一路往长江边摸。

他没去什么石灰窑，也没遇驼背老窑工。史实里，他经接应脱险后辗转赴上海，1929年初归队，进《红旗日报》社；而他弟弟梅大梁没等到这天，12月10日在旌德东门外遇害，19岁。

至于曹某，再没下落。梅大栋后来多年打听，无人说得清那夜牢里“偷牛贼”究竟回了哪条巷。只皖南乡下偶尔流传：有个老农喝酒时念叨过，“民国十七年冬，我用筷子给梅先生挖过墙，他欠我一杯酒，没来得及还”。

牢墙会塌，人名会淡。但1925年夜校油灯下那句“穷人不是命该如此”，隔了三年，从一双竹筷上，又递回了梅大栋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