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省部级干部周小舟，被调到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有人找到他，劝他低头检讨，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争取重回高位，他一口回绝：“我没做错，不能为了官位说假话。”

1959年秋天，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副书记，公社的干部们翻着调令，手都有点抖，来人叫周小舟，半年前还是执掌全省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给毛主席当过秘书，是正儿八经的省部级高官，就因为在庐山会议上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撸到底下放到了乡镇。

没过多久，就有以前的老同事特意绕路找到公社，给周小舟递台阶：“写份检讨认个错，就能回省里复职，犯不上在这穷地方耗一辈子，”这话放在当年，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可周小舟听完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我没做错，不能为了官位说假话。”

很多人背后说周小舟死脑筋、认死理，可没人比周小舟自己更清楚，这份“不肯低头”的底气从哪来。

大跃进那几年，各地浮夸风越刮越猛，粮食亩产从几千斤吹到上万斤，报表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好看，作为主政湖南的一把手，周小舟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带着人踩遍了全省十几个县的田埂，一脚泥一脚水地查实际收成。

看着地里真实的产量，再看看桌上层层加码的报表，周小舟心里堵得慌，他不是不懂顺着风向说话省力气，也不是不知道说真话要担风险，可一想到老百姓的口粮、全省的生计，那句违心的奉承话，他怎么也说不出口。

庐山会议上，周小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反映了基层的真实情况，也认可了彭德怀信里的不少观点，就因为这几句掏心窝的真话，他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从省委第一书记直接贬成了公社副书记。

接到处分通知的时候，周小舟没吵也没闹，收拾了几箱子书、几件打补丁的换洗衣物，背着铺盖卷就去公社报到了，到岗第一天他就跟大家交底：我现在就是公社的普通干部，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用搞任何特殊。

公社给周小舟腾了间稍宽敞的宿舍，他转头就让给了家在外地的年轻干事，自己住了间挨着仓库的小平房，下雨天漏风漏雨也没提过一句，食堂开饭，他端着搪瓷缸子跟着大伙排队，吃一样的红薯饭、腌萝卜，有人想给他多盛半勺菜，都被他笑着推了回去。

比起生活上的艰苦，更难的是工作上的较真，当时公社上报的粮食报表，大多掺着水分，好看是好看，却对不上老百姓的饭碗，周小舟到任第一件事，不是听汇报，是要账册、查口粮数字，看着上个月还报缺粮、这个月就变余粮的报表，他当场就画了圈：“人肚子饿不饿，不能靠精神填。”

周小舟带着人重新下队核查，一户一户数人口，一笔一笔算口粮，把病弱人数、食堂停伙情况全都如实记下来，有人小声提醒他，这些数字写上去不好看，怕是要挨批评，周小舟抬头反问：“不好看就不好看，饿坏了人更不好看。”

县里来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份“不好看”的材料，当场脸色就冷了，追问是谁写的，周小舟二话不说，拿过笔就在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有人劝周小舟别太较真，都落到这步田地了，混过去就算了，可周小舟心里敞亮得很：官位可以撤，待遇可以降，一个共产党员的底线不能丢，在公社的日子里，他从没把自己当“戴罪之身”，看到生产队农具不好用，就蹲在田埂上跟老农民一起琢磨改进；看到社员口粮紧张，就顶着压力提议调整食堂供餐方式；遇到干部搞特殊化，他照样当面指出来，半点儿情面都不留。

1962年，周小舟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离开了大瑶公社，可命运的磨难并没有结束，文革风暴中他再次受到冲击，1966年不幸逝世，年仅54岁。

历史不会永远尘封真相，1979年党中央为周小舟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撤销了所有错误处分，习仲勋同志在追悼大会的悼词中说，周小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当年那句“不能为了官位说假话”，在今天听来依然掷地有声，很多人总觉得，风骨是顺境里的排场、高位上的气派，可周小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风骨，是身居高位时不飘，身处低谷时不折，是明知说真话要付出代价，依然选择站在真相和百姓这一边。

官位有高低，良心无贵贱；职务有升降，原则无进退，这才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值钱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