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5年，后周皇帝柴荣调集重兵，杀气腾腾直扑蜀地。后蜀举国恐慌，以为亡国之战来了。
成都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战鼓，而是一匹匹跑坏的驿马。北方军报接连送进宫城：周军越过散关，蜀军寨栅被拔，边将进退失据。消息到了街市，很快变成“中原大军要穿过剑门，直取成都”。富户查看家中金银，官员打听南逃道路，连宫里也不敢再把这场战事当成普通的边境摩擦。
真正让孟昶害怕的，是秦、凤、成、阶四州的位置。这四州横在巴蜀北面，山谷、河道和关隘彼此相连，既是成都外围的屏障，也是后蜀伸向关陇的前沿。后蜀早年趁中原混乱取得这片地方，等于把防线向北推了一大截。柴荣若把四州夺回，蜀地即使没有马上亡国，头顶也会少掉一层屋檐。
这片土地并不是后蜀祖传的疆域。947年，辽灭后晋，中原秩序大乱，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以秦、成、阶三州归附后蜀，凤州不久也被后蜀控制。八年过去，四州已成后蜀北面的支点。对柴荣而言，这既是旧疆问题，也是打通关中西南方向、压住蜀军北上通道的一步棋。
柴荣在954年即位，年纪不大，动作却很快。高平之战后，他整顿禁军，淘汰老弱，补充精锐，又盯紧粮运和军费。到了955年，他决定向西动手，命王景、向训、昝居润统兵。农历五月，王景从散关出兵，兵锋直指秦州。
后蜀此前并非没有布置。孟昶在凤州设置威武军，又派赵季札前往北部检查防务。问题出在执行上。赵季札走到德阳，听说周军已经入境，顿时慌了。他让辎重和随从先回成都，自己单骑逃归。城中百姓看见督边大员狼狈奔回，自然以为前线已经崩溃，恐慌一下被点燃。
孟昶召他询问军情，赵季札竟说不出所以然，随后被处死。可一个人的脑袋，堵不住边防上的漏洞。孟昶只得急派李廷珪统领北路军，高彦俦等人协同迎战，同时派密使联系北汉和南唐，希望它们从别处牵制后周。
北汉和南唐口头上答应出兵，却没有在关键时刻形成有效配合。后蜀看似多了两个帮手，前线将士真正能依靠的，仍是自己手里的兵和山口里的粮。把安危押在远方盟友身上，本就充满变数，一旦对方各有算盘，承诺便很难变成战场上的援军。
周军开局也不顺。六月，双方在威武城东交锋，后周失利，胡立等将领被俘。更麻烦的是粮草。秦岭道路狭窄，车马难行，雨水一多，运输便会拖慢。朝中大臣认为西线久战无功，继续投入只会让军队被山路和饥饿拖垮，纷纷请求撤兵。
柴荣没有只听捷报，也没有因为一次败仗立刻退军。他派当时担任禁军将领的赵匡胤到前线查看。赵匡胤回来后判断，秦州、凤州仍有机会拿下。柴荣于是继续增兵，让王景负责西南战事，向训监督军务，韩通也被调来加强军阵。
战局的转折，不在高大的城墙下，而在几条运粮小路上。李廷珪把兵力摆到马岭、白涧、唐仓和黄花谷，准备截断周军粮道。这个办法看起来稳妥，却把蜀军分散在多个山口。王景抓住空隙，派张建雄抢占黄花，又派人堵住唐仓退路。
蜀军从唐仓出击，在黄花战败，回撤时又撞上周军，前后受夹。王峦和三千余名将士被俘，马岭、白涧守军随即溃散。李廷珪、高彦俦退守青泥岭，秦州守将韩继勋弃城逃回成都。赵玭开城投降，成州、阶州也接连归周。几处战场像被推倒的木牌，一处失守，后面跟着全乱。
这时成都的担忧已经不是传言。孟昶向柴荣求和，又在剑门、白帝城大量储粮，继续招募士兵，准备应付更深的进攻。军队扩得太急，财政很快吃紧，后蜀开始铸造铁钱，并加强对铁器的控制。朝廷想守住江山，百姓却先感到了钱越来越不值钱、负担越来越重。
凤州仍在坚守。王景围城，韩通分兵控制城固镇，切断后蜀援军。战事延续到显德二年农历十一月，换算公历已接近956年初，凤州终于被攻克，守将王环和五千名将士被俘。至此，秦、凤、成、阶四州全部落入后周手中。
柴荣随后宣布，愿意留下的蜀军可以获得待遇，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四州百姓除正常税收外，后蜀增设的杂役一律取消。王环坚守不降，柴荣也没有杀他，次年正月反而授予官职。这样的安排不只是宽待俘虏，更是为了尽快稳住新占地区，让当地人明白政权虽然换了，日子不能继续乱下去。
柴荣没有顺势冲向成都，而是把主力转向南唐。可后蜀已经吃下了最难咽的一口苦果：国都尚在，北门却被拆掉了。后来北宋伐蜀，进军路线仍与秦凤地区密切相关。955年的战争没有当场结束后蜀，却把它从“凭险自守”推到了“门户洞开”的处境。
在我看来，这一仗最值得琢磨的，并不是谁更勇猛，而是谁能在混乱中保持判断。后周有败仗，也遇到断粮危险，但柴荣愿意派人实地查看，再决定进退；王景没有死磕城墙，而是先争粮道、断退路。后蜀并非无兵无险，问题是情报失真、将领失措、兵力分散，朝廷又把希望放在远方盟友身上。一个政权真正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敌军已经站到都城门口，而是它仍有山河可守，却已经无法把军令、粮草和人心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