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4年，在西晋的都城洛阳之外，两位亲兄弟，长沙王司马乂同成都王司马颖展开了多次激战，战争的结果出乎人们的想象，人数更多实力似乎更强的司马颖屡屡受挫，前后被杀被俘有六七万人。
司马乂最后不是败在城外，也不是倒在两军阵前，而是被自己人从洛阳城里抓走，交给了敌军。几天前，守城将士还愿意跟着他拼命；几天后，他却被押进张方军营，死在烈火之中。
司马乂和司马颖都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司马乂起初并不是权力中心。击败齐王司马冏后，他仍把朝廷事务通报给驻守邺城的司马颖，表现得相当克制。两人的关系后来因用人、权力归属和宗室矛盾逐渐破裂，昔日兄弟才变成战场上的对手。
这段结局看着突然，其实早有伏笔。公元303年秋，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手进攻洛阳。司马颙派张方率七万人东进，司马颖又让陆机统领二十多万兵马南下。两路夹击，目标只有一个：赶走掌握朝政的长沙王司马乂。
单看兵力，司马乂几乎没有胜算。洛阳能调动的兵远少于城外联军，粮草也经不起长期消耗。可战争真正打起来以后，最先暴露问题的却是司马颖一方。
司马颖的军队人数庞大，内部却不是一条心。陆机出身江南，是东吴名将陆抗之子，才名很高，却缺少在北方军中长期带兵的根基。王粹、牵秀、石超等将领各有背景，对这位外来的统帅并不服气。
军中还有孟超这样的亲信人物。孟超依仗哥哥孟玖受宠，纵兵抢掠，甚至闯入陆机军营抢人。陆机想整顿军纪，又怕得罪孟玖，迟迟不敢下狠手。主帅不能约束部将，命令自然越传越乱。
司马乂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兵少，却守着洛阳，熟悉城门、道路和附近地形，部队调动距离也短。更关键的是，晋惠帝就在他控制之下。他以朝廷名义出兵，守军至少在名分上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公元303年十月，决定战局的一场恶战在洛阳建春门外爆发。司马颖派马咸协助陆机，司马乂则奉晋惠帝出战。部将王瑚让数千骑兵把长戟系在马上，集中冲击马咸的阵列。
这一招并不花哨，目的就是撞乱对方队形。马咸所部很快崩溃，马咸本人被擒杀。前面的军队一乱，后面的部队又无法及时调整，陆机的大军随即大败，士兵争相逃向七里涧。
史书用“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形容当时的惨状。这里不只是伤亡多，更说明败军已经失去组织。二十多万人的声势，在混乱中反而成了负担：前队退不下来，后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马挤在狭窄道路上，伤亡随之扩大。
战败以后，司马颖没有先整顿军队，反而听信孟玖、牵秀等人的指控，把责任推到陆机身上。陆机被诬为怀有二心，最终遭到处死，陆云等人也受到牵连。主帅刚打败仗便被自己人杀掉，其他将领更不敢担当，军心自然越来越散。
此后数月，司马乂多次出城交战。到了公元304年正月，史书总结这段战事时记载，他前后击败司马颖军，斩杀、俘获六七万人。这个结果并不神秘，人数多并不等于指挥顺畅，更不等于每支部队都肯为同一个目标卖命。
不过，司马乂也没能真正扭转西晋的局面。长期围城让洛阳粮食越来越紧张，米价飞涨，城里不得不想办法舂米维持军需。士兵虽然疲惫，仍愿意继续守，可朝廷里的官员开始害怕了。
为了迫使西面的张方撤军，祖逖还向司马乂献策，请朝廷命雍州刺史刘沈进攻司马颙。刘沈随后在关中起兵，确实让司马颙感到吃紧，并急着召张方回援。这条战线一度让洛阳看到解围的希望。
张方此时已经觉得洛阳难以攻下，甚至产生退回长安的念头。也就是说，司马乂距离守住都城其实只差一步。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担心继续打下去会连累自己，暗中联络殿中将领，准备先拿司马乂换取停战。
公元304年正月癸亥夜，司马乂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控制，送入别省。第二天，朝廷下诏免去他的职务，把他关进金墉城。洛阳城门随后打开，守军这才看清，外面的敌军也已经疲惫不堪，并没有强到无法抵挡。
不少将士当场后悔，想把司马乂救出来，再推他领兵作战。司马越听到风声后十分害怕，担心司马乂一旦脱身，自己先遭清算。黄门侍郎潘滔随即暗中通知张方，请他尽快处理这个隐患。
正月丙寅，张方派人进入金墉城，把司马乂押到军营，用火将他杀死。司马乂遇害时二十八岁。就连张方部下的一些士兵，听到他的惨叫后也为之落泪。
司马乂死后，司马颖进入洛阳，接受公卿谢罪，很快又返回邺城。他被任命为丞相，还派石超等人率五万人控制洛阳十二座城门，并更换宫中宿卫。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朝政，实际上，他得到的是一座被战争掏空的都城。
这场战争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谁更勇猛，而是强弱如何在短时间内翻转。司马颖输在军队内部互不信任，司马乂输在粮食和城内政治。前者有兵，却不能把兵拧成一股绳；后者能打，却守不住身后的朝廷。
六七万人的死伤，最后没有换来稳定。司马乂被杀后，司马颖也没有坐稳多久，西晋宗室之间的争斗继续扩大。洛阳城外那几个月的厮杀，已经提前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所有人都把皇帝和朝廷当成争权工具时，战场上不会有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