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晋的都城洛阳沦陷，皇帝被汉军抓走了，虽然臣子们又在各地建立了几个行台，可这么一闹腾，中原一带是人心惶惶，只有长江以南，距离洛阳比较远，又跟北方隔着一条长江，还稍微安定一些，中原的很多贵族和百姓都纷纷南下，渡过长江去避难了。
洛阳城门被攻破时，西晋面对的已经不是普通的军事失败。城中粮食紧张，官员四散，百姓连出城的车船都难找到。汉国军队攻入宫城后，晋怀帝司马炽想向西逃往长安，却在途中被追上，随后押往平阳。西晋朝廷一下失去了发号施令的中心。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方道路上挤满逃难的人。有人带着族谱和书籍，有人牵着孩子，只背一袋粮食；更多人什么也保不住，只想尽快离开战区。洛阳周边连年交战，饥荒、抢掠和疫病交织，留下来随时可能丧命。淮河和长江，成了许多人眼里的生路。
南方能接住这批人，并不是因为那里处处太平。江南也有地方势力、流民冲突，还有粮食和土地不足的问题。不同的是，建邺一带的州郡机构仍在运转，长江水路方便运兵运粮，北方军队一时又难以大举过江。乱世里，这几项条件格外难得。
守在建邺的琅琊王司马睿，原本不是西晋皇族中最受瞩目的人。他离皇位较远，兵力有限，也没有压倒各方的威望。307年，他受命担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随后移镇建邺。到311年洛阳失守时，他虽已经营江东数年，根基仍谈不上牢固。
司马睿刚到江东时，场面并不好看。本地有声望的士人多在观望，既不愿公开反对朝廷宗室，也不肯马上交出家族积累的影响力。对顾荣、贺循、纪瞻等人来说，司马睿能否守住江南、能否尊重本地利益，比宗室头衔更重要。没有他们配合，政令很难进入郡县。
王导看清了这个症结。他没有急着谈征税和征兵，而是先替司马睿补上声望。一次公开出行时，王导和一批北方名士陪在司马睿身边，让江东人士看到，琅琊王并非孤身而来。随后，他又建议主动礼请顾荣、贺循。两人接受任用后，更多江东士人开始靠近。
这不只是礼贤下士。司马睿需要本地家族提供粮食、人才和地方关系；江东大族也需要一个能够挡住北方战乱、维持秩序的权力中心。王导推动的，是一场互相离不开的合作。司马睿降低姿态，减少铺张，尊重当地习惯，又让江东士人参与军政，信任才慢慢积累起来。
洛阳失守后，局面突然加速。南下者中有做过郡守的官员，有熟悉文书和礼制的士人，也有能够组织宗族、筹措粮草的人。王导认为，这些人不能只被看成负担。把有能力者吸收到幕府，把普通流民安置到可以耕作的地方，既能减少混乱，也能增强建邺的实力。
司马睿于是大量延揽南渡人才，刁协、王承、卞壶、庾亮、诸葛恢等人先后进入幕府。311年已有征辟百余人的记载。关于“百六掾”着重对应311年的吸纳，还是317年称晋王后再次大规模置官，史籍叙述位置有所不同。可以确定的是，这批人后来成了江东政权的重要骨架。
人来了，麻烦也跟着来了。北方士族希望保住原有身份，江东家族担心官位和土地被分走，普通流民只关心有没有住处、能否吃上饭。后来出现的侨州、侨郡、侨县，就是让南来人口暂时保留原籍名号，同时接受江南政权管理。这维持了秩序，也留下长期矛盾。
更棘手的是，有些地方长官根本不愿听司马睿指挥。江州刺史华轶认为，自己同样由西晋朝廷任命，没有正式诏书，就不该受琅琊王节制。洛阳失守后，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行台，并推司马睿为盟主，华轶仍拒绝服从。名分之争，很快变成军事实力的较量。
司马睿派王敦、甘卓、周访等人进攻华轶。华轶兵败逃往安成，最终被杀，裴宪则逃往幽州。此后，甘卓、周访、陶侃分别被安排到湘州、寻阳和武昌一带。这个结果很残酷，却让长江中下游的权力开始向建邺集中，司马睿也逐渐成为江南实际的政治中心。
还有一个容易写错的地名。311年司马睿驻守的城市应称建邺，不是建康。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后，为避皇帝名讳，建邺才改称建康。317年长安再次失守，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次年称帝，东晋正式建立。这个政权的基础，正是在311年前后搭起来的。
南渡带来的改变远远超过一次避难。北方人口带来耕作经验、手工业技术、书籍和官府人才，江南原有的水田、水运和地方社会则提供落脚条件。两股力量并没有马上融为一体，而是在冲突、合作和重新分配中逐渐结合。此后南方的发展，与这场人口迁移关系很深。
在我看来，洛阳陷落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不只是皇帝被俘，而是人口、资源和政治希望成批转向长江以南。司马睿的成功也不是靠一次排场或几句劝说，而是他在王导帮助下，让江东大族愿意合作，让南渡士民有位置可站，又压住了不服从的地方力量。新的局面，就这样从逃难潮中慢慢长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