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7年，秦州的流民邓定等人，率领着流民大军占领了一个叫成固的地方，而后到汉中一带抢掠。你别看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没人管，可等他们因为没饭吃抢东西，朝廷就管了，梁州刺史张殷派遣巴西太守张燕去讨伐邓定。
一场原本可能困在成固的地方冲突，十几天后却撕开了整个汉中。晋军大败，梁州刺史和汉中太守弃城逃走，大批百姓又被迁往蜀地。事情坏到这一步，不只是邓定敢抢，也不只是李雄敢出兵，真正要命的是每个环节都有人把错误往后推。
成固在汉中盆地东部，南郑则是汉中的政治中心。这里北隔秦岭，南接巴山，又连着通往关中和蜀地的道路。邓定占住成固后，便等于在汉中东面扎下一根钉子。梁州官府如果迟迟不动，附近城邑和运输道路都会受到影响。
时间再往前推。西晋末年，关中和陇右接连遭遇战乱、灾荒，略阳、天水等地的大批百姓失去生计，只能向汉中、巴蜀迁徙。朝廷一面担心流民太多难以管束，一面又拿不出足够粮食安置，结果便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这些人来到汉中后，并没有马上得到田地，也没有真正安定下来。地方粮食有限，官府的救济能力又弱，活不下去的人只好继续往蜀地走。李特、李流等人正是在迁徙途中积累声望，他们能筹粮、护送，也能组织队伍，渐渐成了流民中的领头人物。
后来益州局势失控，李特一系与西晋官府兵戎相见。李特死后，李雄接过这股力量，于公元304年称成都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为“成”。后来这个政权又改号为“汉”，所以后世往往合称成汉。
公元307年，蜀地已经不是西晋能够随意调度的地方。李雄有自己的官员、军队和地盘，能够一次调出两万兵马。邓定派人去求援，实际上就是把汉中的内部骚乱，引向了两个政权之间的正面较量。
邓定、訇氐等人占据成固后，在汉中一带抢掠。不能因为他们原先是流民，就忽略这些行为给当地百姓带来的伤害。可这支武装的形成，又和多年饥荒、人口迁徙以及安置失败分不开。前面的问题无人解决，到了后面，官府手里只剩下征讨这一种办法。
梁州刺史张殷派巴西太守张燕领兵前往。按照当时的官职关系，张殷负责梁州军政，张燕带兵执行征讨，汉中太守杜孟治负责当地守御。表面看，官府已经摆开阵势，可这条指挥链很快便从张燕那里断了。
此时的邓定已经缺粮。真要硬碰硬，他未必挡得住晋军，于是选择假装投降。他一边表示愿意服从，一边把抢来的财物送给张燕。张燕收下好处，放慢攻势，以为对方已经服软，却没有意识到邓定是在用财物购买时间。
就在晋军停下来的这段空隙里，邓定秘密派訇氐赶往蜀地，向李雄求救。消息传到成都后，李雄没有只派少量人马接应，而是命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司空李璜率领两万军队北上。
张燕显然没有料到，自己面对的敌人会突然增加到这种规模。他原本准备收拾一支缺粮的流民武装，转眼间却要迎战成国正规军。双方交锋后，晋军遭到重创，张燕大败，原先看似已经被控制的局面彻底翻转。
前线一败，后方也跟着垮了。梁州刺史张殷和汉中太守杜孟治见防线守不住，只得放弃城池逃走。带兵者战败，地方最高官员又先撤，留在城中的军民很难重新组织防守，西晋在汉中的统治迅速陷入混乱。
史书没有详细写下李雄为何一次派出两万兵马。不过从结果看，这次行动既救出了邓定等人，也打垮了晋军，削弱了西晋在梁州的力量。汉中又位于蜀地北面，具有屏障作用，所以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接应。
李离等人取胜后，却没有长期留在汉中。十余天后，他们便率军返回蜀地，同时迁走大批汉中百姓。在那个年代，人口不仅意味着种田的劳力，也是赋税和兵源。带走人口，比抢走一批粮食更能削弱对手，也能补充成国自身。
不过，史书所说的“尽徙汉中民于蜀”，不能机械理解成当地从此一个人都没有了。李离撤军之后，汉中人句方、白落又带领部分官吏和百姓返回南郑守城。由此可见，仍有不少人留在当地，或者后来重新回来。
李雄此时并没有准备马上吞下整个汉中。他的军队来得快，撤得也快，主要目的还是解救邓定、打击晋军，并把能够控制的人口带回蜀地。至于长期治理汉中，需要更多兵力、粮食和官员，成国当时未必愿意承担。
重新看整件事，邓定诈降是转折点，张燕受贿则是把大门打开的那只手。如果张燕继续进兵，缺粮的邓定未必能够支撑到援军赶来。可他为了眼前利益停止进攻，给了对手联络李雄、调动两万军队的机会。
最苦的仍是普通百姓。秦州流民因灾荒离开故土，汉中居民又遭到抢掠，等成国军队取胜后，还有人被迫迁往蜀地。
我认为，公元307年的汉中之乱，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谁打赢了一场仗，而是治理失灵怎样一步步变成战争。灾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便可能依附武装；官员把军务当成谋利机会，就会给外部势力留下入口；地方防线缺少支援，一次战败便可能拖垮整片区域。邓定抢掠不能被开脱，张燕受贿也不能轻轻带过，李雄出兵更不是单纯帮助流民，而是在扩大自身实力。乱世往往不是突然降临，而是许多个本来能够处理的问题，被拖延、敷衍和私心一层层放大，最后由最没有选择的百姓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