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0年十一月，晋朝的太傅司马越，不顾洛阳的安危，率领城中四万将士奔许昌方向进发了。临出发之前，司马越把妃子裴氏和长子司马毗留下了，让他们同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一起留守洛阳。又任命一个叫潘滔的下属为河南尹，总管留守事宜。
四万甲士走出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西晋丢掉的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都城最后还能支撑局面的骨架。
城墙仍在，宫殿仍在，晋怀帝也还坐在皇位上，可真正能够守城传令和维持秩序的人，大半已经跟着司马越走了。洛阳表面还是京师，内部却快被掏空了。
就在司马越出发前一个月，他还向各地发出紧急征兵文书。晋怀帝托使者带话，说现在来救还来得及，再晚就没有机会了。可各地将领都在观望，真正赶来洛阳的援军少得可怜。
在这种局面下，司马越还是决定向许昌方向进发。他带走的不只是四万精锐，还把行台放在军中，让太尉王衍担任军司，大批有名望的官员和能打仗的将领也随军离开。
这就意味着，司马越并不是普通出征。他几乎把一套能够处理政务、发布命令的班底搬出了洛阳。朝廷最需要人的时候，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却围在他的军帐周围。
司马越把裴妃和世子司马毗留在京城，又让李恽、何伦掌管守卫，让潘滔负责河南事务。表面看，家属、将领和地方官都安排好了，好像洛阳还能照常运转。
问题在于，这些人首先听命于司马越，而不是晋怀帝。皇帝虽然留在宫里，却管不住城防，调不动军队，连身边负责警卫的人都未必真正服从他。
大军走后，洛阳很快露出了空城的样子。宫中缺少守卫，官署纷纷挖沟筑垒。他们防的不是城外大军，而是随时可能闯进来的盗贼。
饥荒也越来越严重，宫殿里甚至出现无人收殓的死者。街上抢掠不断，各个衙门只能关起门来自保。一个原本号令天下的都城，已经变成人人都想逃出去的地方。
这场危机并非突然发生。司马越控制朝政多年，一直不信任晋怀帝。早在公元309年，他就怀疑皇帝身边的缪播、王延等人另有图谋，派兵进入宫中，把十余名近臣抓走处死。
晋怀帝眼看亲信被杀，却没有能力阻止，只能流泪。从那以后，君臣之间已经谈不上信任，只剩下表面的礼节。司马越担心皇帝夺权，皇帝则一直在等一个摆脱控制的机会。
司马越离开洛阳，恰好给了晋怀帝一条缝隙。与此同时，征东大将军苟晞也正与司马越翻脸。
两人早年关系密切，苟晞曾帮助司马越击败对手，在军中很有威望。后来潘滔、刘望等人担心苟晞势力过大，不断在司马越面前说他的坏话。时间一长，双方从猜疑走向公开决裂。
苟晞先上表索要潘滔等人的首级，接着向各州发出檄文，列举司马越的过失。晋怀帝看到机会，便暗中写下手诏，让苟晞出兵讨伐司马越。
皇帝这样做，并不只是想换一个掌权者。司马越留下的何伦等人侵扰公卿，还欺压宫中人员，晋怀帝已经忍无可忍。他希望借苟晞的兵力，把司马越的势力从朝廷中清出去。
秘密没有守住。司马越派骑兵在成皋一带巡查，截住了苟晞的使者，也搜出了皇帝的诏书。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两名大臣争权，而是皇帝与掌兵权臣彻底撕破脸。司马越立即发布檄文，调兵进攻苟晞；苟晞也抢先派人进入洛阳，准备抓捕潘滔。
潘滔得到消息后连夜逃走，尚书刘曾和侍中程延却没能逃掉，随后被杀。司马越多年经营起来的权力网，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断裂。
更让他不安的是，各地将领并没有听到命令就赶来助战。过去围在他身边的人很多，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愿意替他承担风险的人却没有几个。
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在项县忧愤成疾，把后事托付给王衍后去世。军中担心消息传开后队伍立刻崩溃，只能暂时隐瞒死讯。
可主帅一死，问题终究躲不过去。众人推举王衍统军，王衍不肯接受；王衍又把位置让给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同样不敢接手。
公元311年四月，石勒率轻骑追上这支人马。晋军仓促迎战，很快陷入混乱。有人向前冲，有人向后逃，更多人被拥挤的人群堵在原地。
王衍等大批宗室重臣被俘，十余万军民死于乱军之中。司马越的灵柩也被焚毁。他苦心维持多年的权力集团，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彻底散掉。
此后，司马毗以及数十名宗室成员又落入石勒之手。四万精锐离开洛阳时，司马越或许还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结果却没能保住军队，也没能保住家族。
司马越一死，晋怀帝名义上终于摆脱了权臣，可他手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兵，也没有完整的官僚班底。
苟晞曾建议迁往仓垣，还派来船只、粮食和五百名护卫接驾，朝臣却迟疑不决。后来晋怀帝准备离城，竟找不到车驾，只能步行走出西掖门。走到铜驼街时，他又遭到盗贼抢掠，只得返回宫中。
到了公元311年六月，刘曜、王弥等部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宫庙和官署遭到焚毁。司马越离城并不是西晋崩溃的全部原因，却抽走了洛阳最后一批能够作战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谁比谁更会算计，而是整个朝廷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共同的局面负责。
司马越担心失去兵权，晋怀帝急着摆脱控制，苟晞想借诏书扩大影响，各地将领则选择观望。人人都想先保护自己，结果却谁也没有真正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