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4年，后周皇帝柴荣刚登基不到一个月，北汉就联合契丹三万铁骑杀过来了。更要命的是，开战没多久，后周右翼主力直接临阵投降，上千骑兵集体跳反。前线崩了，后方的随从劝柴荣赶紧跑。
刀还没有架到柴荣面前，真正的危险已经从军队内部冒了出来。
显德元年三月十九日，后周军在泽州高平以南列阵。右翼刚与北汉骑兵接触，主将樊爱能、何徽便压不住队伍。数千骑兵向南逃散，后面的步兵失去遮护，一千多人脱下铠甲，转身投向北汉。逃兵沿途抢夺辎重，还高喊官军已经败了。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撤退。五代军队里，许多将士跟着将领吃饭，并不真把朝廷当成唯一效忠对象。主将一跑，整支队伍便可能跟着换边。柴荣刚坐上皇位，号令能不能出宫门都有人怀疑，如今又在众目睽睽之下丢掉右翼，他只要掉头，败局马上就会变成政权危机。
柴荣并非毫无经历的宫中少年。他早年替郭威经营事务，后来镇守澶州，又做过开封府尹，对军政并不陌生。不过，他继承的是养父的江山。郭威的亲生儿子早已被后汉杀害，许多老将服的是郭威，不一定服柴荣。刘崇选择此时南下，实际是在试探这些人的态度。
北汉主刘崇正是冲着这个机会来的。郭威去世不久，他便向契丹求兵，亲率三万人南下。契丹将领杨衮带来万余骑兵，双方合兵后先在潞州附近击败后周前锋。刘崇认定新君年少、国丧未毕，只需再推一把，后周内部便会自己散掉。
朝中不少大臣也不赞成柴荣出征。皇帝新立，先帝尚未安葬，京城需要有人坐镇，这些理由都不算错。可柴荣看到的是另一层：五代的皇帝不是坐稳了才有权威，而是先让军队相信他敢承担风险，皇位才可能坐稳。
因此，当前线崩开一道口子时，他没有退到后阵等待消息，而是带着身边亲骑迎着箭矢靠近战线。这个动作并不能凭空消灭敌军，却给仍在坚持的人传递了一个清楚信号：皇帝还在，指挥没有断，战斗也没有结束。
当时担任宿卫将领的赵匡胤很快找到张永德，提出两人各带两千人，从高地和侧翼反击。赵匡胤率部冲向北汉军锋线，张永德带兵从另一侧配合。马仁瑀、马全乂等将领也接连投入。原本准备观望的士兵看到禁军顶了上去，开始重新聚拢。
北汉方面偏偏在占优时犯了轻敌的毛病。刘崇见后周军人数不多，竟觉得契丹援军已经多余，还当面表示只靠自己的兵就能取胜。杨衮看过后周阵势，劝他不要冒进，没有被采纳。两人因此生出隔阂，契丹骑兵后来始终没有全力救援。
战场的变化来得很快。北汉骁将张元徽继续向前冲击时，战马突然倒地，他随即被杀。北汉前军失去锐气，后周士兵却越打越稳。傍晚，后周后军主将刘词带兵赶到，又向仍在抵抗的北汉部队发起攻击。刘崇收不住败兵，只带少量骑兵连夜北逃。
高平能赢，并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冲锋完成的。柴荣稳住军心，赵匡胤和张永德及时组织反击，北汉主将轻敌，契丹军保存实力，刘词又在关键时刻赶到。几股力量叠在一起，才把后周从败亡边缘拉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柴荣面对的第二道难题比冲锋更棘手。樊爱能、何徽都是掌握重兵的老将，何徽过去还有守城之功。若按五代旧习，多半是降职、安抚，等风头过去再用。柴荣最后却把二人以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一并处死。
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泄愤。逃跑者若能凭资历脱身，下一场大战还会有人先看风向。相反，真正顶住敌军的人若得不到提拔，军队也不会相信军令。高平战后，张永德、史彦超等人获得重用，赵匡胤升为殿前都虞候，一批普通军士也因战功进入军官队伍。
高平大胜后，柴荣又乘势围攻太原，却没有迅速拿下城池。随着粮运吃紧、契丹援兵逼近，后周军中又出现疲惫和伤亡，他只能在六月撤军。这段经历说明，高平让他取得威信，却没有让后周立刻拥有压倒性实力。此后他更重视禁军质量、后勤和分路作战，也正是在失败与胜利之间不断调整。
紧接着，柴荣淘汰禁军中的老弱，补入精壮，又重新整顿训练和编制。高平因此成了后周军队的一次大换血。过去那种将领带着私人队伍讨价还价的做法受到压制，皇帝直接控制的禁军逐渐成为主力。后周后来能够连续向后蜀、南唐和契丹用兵，靠的不只是柴荣胆子大，更是这套整军办法开始见效。
五年后，柴荣在北伐期间患病，被迫返回开封，于959年去世。次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拥立，后周改为北宋。高平没有直接决定陈桥兵变，却让赵匡胤亲眼见识了两件事：一支军队可以在片刻间倒向另一边，皇帝也只有抓住禁军和赏罚大权，才能避免被军头牵着走。
所以，高平之战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皇帝敢不敢拼命”这么简单。柴荣真正改变局势的地方，是他在军队即将失控时没有放弃指挥，获胜后又把临时形成的威望变成了制度和军纪。冲进乱军只能救下一天，重新建立规则，才让后周多走了几年，也为后来北宋结束长期割据留下了一支能够继续使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