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手下的能人实在太多了，把刘景贬为平虏将军以后，他任命王弥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外加青州牧，让他跟楚王刘聪一起进攻壶关，又任命石勒为前锋都督。
公元309年，西晋永嘉三年，壶关失守并不是一场孤立的败仗。它像一把楔子，直接打进了西晋北方防线的薄弱处。屯留、长子相继被攻破，上党太守庞淳交出壶关，通往河内和洛阳方向的山路随之敞开。真正决定这场战事的，不只是兵力，而是刘渊把几种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了同一盘棋里。
在此之前，刘景刚刚闯下大祸。他攻克黎阳，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却把三万多百姓赶入黄河。刘渊听闻后大怒，明确表示要打击的是司马氏，普通百姓没有罪，于是撤掉刘景的重职，把他降为平虏将军。这次处罚很重，却没有把刘景彻底赶出军队，说明刘渊用人既讲惩戒，也会保留余地。
刘景退到次要位置后，刘渊马上重排兵力。王弥被授予侍中、征东大将军和青州牧，还负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军事；楚王刘聪统领进攻壶关的主力；石勒走在最前面，担任前锋都督。三人手里的兵并非来自同一个系统，却被临时捏成了一把锋利的刀。
王弥熟悉山东和中原道路，也有自己招聚起来的部众。他的官职看上去很高，实际作用更像连接各路力量的枢纽。刘聪是刘渊的儿子，身份最稳，适合压住全军阵脚；石勒出身行伍，打仗灵活，善于在复杂地形中寻找空隙。刘渊没有要求他们使用同一种打法，而是让每个人去干最擅长的事。
这时的石勒，早已不是四处奔走的小首领。他攻入巨鹿、常山一带后，部众增加到十余万，还把投奔而来的士人单独编成“君子营”。这一步很关键。军队不只需要敢于冲锋的人，还需要筹集粮草、整理文书、传递命令、判断敌情的人。石勒已经开始搭建自己的办事班底。
张宾正是在这个阶段走到石勒身边。他读书很多，性格开阔，常把自己比作张良。天下混乱以后，他观察过不少带兵之人，最后认定石勒最有可能做成大事，于是带着剑来到军营门前，请求相见。石勒起初没有看出他的分量，只把他当成一名普通投奔者留下。
张宾没有靠夸口争位置，而是不断提出具体办法。他对行军、敌情和局势的判断多次应验，石勒这才真正注意到他，把他任为军功曹，遇到重要事情便找他商量。君子营也由此不再只是收留士人的名册，而有了能把意见变成决策的核心。
刘聪和石勒向壶关推进后，并州刺史刘琨派护军黄肃、韩述前去救援。晋军原本想从不同方向接近壶关，却被对方分别截住。刘聪在西涧击败韩述，石勒又在封田击败黄肃，两名晋将都在战斗中丧命。援军还没有靠近城下，外围支撑便先被打断，壶关守军很快陷入孤立。
司马越随后派淮南内史王旷，以及施融、曹超带兵北上。王旷渡过黄河后，准备穿越太行，直接寻找刘聪决战。施融却看出了问题：山间道路狭窄，几万人挤在一条线上，前后难以照应，人数再多也无法完全展开。与其匆忙过山，不如依托河道稳住阵脚，等待敌军露出破绽。
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王旷把谨慎当成怯战，仍命军队继续前进。晋军翻越太行后，在长平一带与刘聪军相遇。山地限制了队形，远道而来的部队又难以及时补给，一旦前锋受挫，后队很难上前接应。战斗很快失去控制，王旷大败，施融和曹超战死，救援行动反而变成了新的损失。
刘聪趁势攻破屯留、长子，战果记为一万九千级。庞淳见外援已经断绝，继续守壶关也没有多少希望，只得开城投降。刘琨后来让都尉张倚兼任上党太守，退守襄垣，但这更像是在残破防线上重新钉下一枚钉子，已经无法改变上党大片地区失守的局面。
壶关得手以后，刘渊没有让部队停下来。公元309年八月，他命刘聪等人继续进攻洛阳。晋廷派平北将军曹武等人抵挡，依然没能阻住来军。刘聪一路推进到宜阳，前面连续获胜，使他对晋军的抵抗能力产生了误判，营地警戒也随之松懈。
九月，弘农太守垣延假意投降。刘聪见此前已有多地归附，没有进行严密防范。垣延取得信任后，在夜间突然发动袭击，刘聪仓促迎战，遭到大败，只能退兵。这里常被混在壶关战事中叙述，其实两者相隔数月：壶关方向的胜利在前，宜阳附近的受挫在后。
到了十月，刘渊再次组织五万精锐骑兵进攻洛阳，刘聪、王弥、刘曜和已经降职的刘景都在军中。这个安排再次说明，刘渊手下人才不少，却不是一支完全整齐的队伍。有人是宗室，有人握有自己的部众，还有人正在搭建相对独立的班底。刘渊能让他们共同出兵，靠的是职位、利益和阶段性的共同目标。
回头看壶关之战，西晋输掉的并不只是一次正面交锋。施融已经看懂地形，也判断出对方善于用兵，可他的意见无法改变主帅的决定；刘渊一方则把刘聪的统率、王弥的地方影响和石勒的机动作战接在一起，又让张宾这样的谋士补上组织与判断。
能人多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怎样安排这些人。刘渊未必能够长期控制所有将领，但在壶关这一仗中，他确实把几股不同的力量用到了合适的位置。反观晋军，兵力并非少得无法交手，问题出在主帅听不进劝告，又主动钻进不利地形。两边这一进一退，壶关的结局其实已经提前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