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问张爱萍：“为何要编政治部，”张反问：“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
1962年3月21日，一枚承载着巨大希望的中近程导弹从发射台升空。没过多久，它偏离弹道，坠毁在发射场附近。现场一片沉默。几年心血没有飞向目标，而是在众人眼前摔成了碎片。
真正难熬的，并不是承认试验失败，而是失败之后怎么办。总体设计需要重查，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弹体结构都要重新分析。有人连续加班，有人担心承担责任，也有人怀疑，在技术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到底能不能靠自己造出导弹。
这时，一支科研队伍能否稳住，就不只是实验室里的问题了。把视线往前推六年，答案其实早已藏在钱学森与张爱萍的一次谈话中。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在筹建。钱学森看过机构编制后，对其中设置政治部不太理解。他长期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熟悉的是另一套科研环境：教授研究理论，工程师解决技术问题，行政人员负责经费和设备。
于是，他当面问张爱萍，研究导弹为什么还要专门编一个政治部。张爱萍没有绕着机构名称解释，而是反问他：“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按照张爱萍后来留下的回忆，钱学森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他爱这个国家。
张爱萍接着说，政治工作的意义，就是让更多人明白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这几句话并没有否定技术的重要，更不是让行政人员代替专家作判断，而是指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导弹不是一个人靠灵感就能造出来的。
钱学森1935年赴美，后来成长为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和火箭技术专家。1950年，他准备回国，却受到美国方面拘留、监视和限制，归国计划被拖延了五年。1955年9月17日，他和家人乘船离开美国，10月8日回到祖国。
当时的中国能给他的条件，与美国相差很大。没有完整的导弹工业，缺少专业设备，熟悉火箭技术的人更少。钱学森回来，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流实验室，而是因为他愿意参与搭建一套原本不存在的体系。
1956年2月17日，他提交关于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0月8日，正好是他归国一周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首批创业人员约有二百人，院内下设十个研究室；同一天，156名大学毕业生开始接受导弹专业训练，钱学森亲自讲授《导弹概论》。

这些年轻人有文化，也有专业基础，可不少人连导弹实物都没有见过。有人学机械，有人学电气，有人学化学，进入五院后才发现，一枚导弹涉及总体、动力、控制、材料、测试和地面设备，任何一处出错，都可能让整个型号失败。
1957年成立的一分院，最初由机关和五个研究室组成，只有175人。后来调来的专家、军政干部和高校毕业生，经历不同，工作习惯也不同。把他们的知识拼在一起容易，真正困难的是让不同单位按照同一节点推进，还能在争论后共同承担结果。
这正是那次问答的深层意思。政治部门并不负责计算弹道，也不能决定发动机参数，但它需要处理人员调配、保密纪律、生活困难和队伍情绪。科研人员遇到家庭问题，试验人员长期驻守基地，不同部门发生矛盾，都不能靠一张技术图纸解决。
钱学森也没有因为强调组织纪律，就压住技术争论。他主张让专家充分发表意见，不同方案摆出来比较，谁有道理就听谁的。结论一旦形成，各部门再按照统一方案行动。这样的工作方式，一头连着科学规律，一头连着组织协作。
1958年，中国开始仿制苏联提供的P-2导弹。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后，原有援助难以继续，研制队伍必须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同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中国由此迈过了仿制导弹的重要门槛。
可会仿制，并不等于能够独立设计。“东风二号”首次试验失败后，研制人员没有停在情绪里，更没有用几句鼓劲的话掩盖问题。他们从残骸、遥测数据和地面试验中寻找原因，重新修改设计，把一次失败变成一份具体的故障清单。
两年多后的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再次升空，准确飞向预定目标。7月9日和11日的后续试验也取得成功。中国由此证明，自己不仅能够照着样品制造导弹，也能够完成从设计、试制到飞行验证的完整过程。
此时再看钱学森当年的疑问，政治部的作用便不难理解了。尖端技术必须尊重数据，出了故障就要查技术原因，不能用态度代替计算；但科研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里，人会疲惫、会争论，也会在连续失败后产生动摇。
我认为，这段往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把政治工作说成一种万能办法，而是说明大工程有两套同样重要的系统。一套由公式、材料和设备组成，负责让导弹飞起来；另一套由责任、信任和协作组成，负责让队伍在失败后仍能坐回桌前，把问题继续算下去。

条件好时，个人能力容易被看见；条件差时，组织能不能保护专家讲真话，能不能让普通岗位也知道自己的工作与全局有什么关系，往往更加关键。钱学森带来了先进知识，张爱萍思考的是如何让知识落进一支稳定的队伍里。两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最后指向的却是同一件事：真正可靠的事业，既要靠头脑，也要靠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