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年间，敢当面骂胡惟庸的人不多，韩宜可是一个。敢拒绝朱元璋赏赐美女的人更少，韩宜可也是一个。敢在朱元璋突击检查自己家的时候直接倒空钱箱的人，翻遍整个大明朝，也只有韩宜可一个。
朱元璋站在一只倒扣的旧木箱前，一时间没有说话。
箱底朝天，里面没有银锭，没有铜钱，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只有几件旧衣和几本翻得起毛边的书。韩宜可站在旁边，神情平静，像是在告诉皇帝：不用猜了，我家能翻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段查家倒箱的故事，后来流传很广。它能被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场面有意思，更因为韩宜可平日里的所作所为，确实配得上这样的故事。
他是浙江山阴人，字伯时。元朝至正年间，御史台曾征召他做属吏，他没有去。明朝建立后，他先做山阴教谕，负责地方教育，后来转任楚王府录事，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的官阶不算显眼，干的却是得罪人的差事。朝廷官员有没有违法乱纪，地方政务出了什么问题，都在他们监察弹劾的范围内。
许多人坐上这个位置，先学会的不是查案，而是看人。小官可以参，失势的人可以告，碰到真正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笔尖往往就软了。
韩宜可偏偏不吃这一套。
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受到朱元璋宠信。一天，三人陪着皇帝闲谈，殿内气氛还算轻松。韩宜可忽然走上前，从怀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弹劾文书。
他没有绕弯子，直接指责三人表面忠诚，实际奸邪，依仗功劳和皇帝的信任，把持权力，任意作威作福。他提出的处置也很重，请求将三人斩首，以正朝纲。
胡惟庸还坐在皇帝身边，韩宜可已经把要杀他的奏章递了上去。别说一般官员，就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臣，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敢这么干。
朱元璋当场发怒，斥责他是“快口御史”，质问他为何排挤陷害朝廷重臣，随即命人把他关进锦衣卫监狱。
韩宜可很快又被放了出来。
这次下狱没有让他变得圆滑。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他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到任以后，他发现一项做法很有问题：官吏一旦犯罪，只要受到笞刑以上处罚，往往都会被发往凤阳屯田，人数已经达到上万。
表面看，这种办法简单痛快，实际上却没有分清罪行轻重。犯了重罪的人被送去屯田，可能处罚偏轻；一些过错不大的人也被一并赶走，又显得太重。
韩宜可上疏争辩，要求办案时看清具体情节，分清事情出于公心还是私欲，再按照罪行大小分别处置，不能把所有人都塞进同一个办法里。
朱元璋看过奏疏，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接受了这一意见。
这件事比当众弹劾胡惟庸更能看出韩宜可的本事。他不只是脾气直，也不是逮住谁就骂。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后来他回到京城，赶上朝廷把籍没入官的男女分给各衙门。所谓籍没，就是有人获罪后，家产被没收，家属也可能受到牵连。
其他衙门都领了，只有韩宜可不肯接受。
他上疏说，犯罪的是本人，不应把妻子儿女一同当成罪人。家属跟着获罪，是法律使用过了头。男女婚配本是人生大事，把无罪之人随意赏给官员，更不应该成为朝廷的常规做法。
后人常把这件事说成朱元璋赏给他年轻女子，他以家有妻室为由拒绝。史书留下的重点则更清楚：韩宜可拒绝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把罪犯家属当成财物分配。
朱元璋没有因他拒绝赏赐而翻脸，反而认可了他的意见。
这才是韩宜可真正难得的地方。不要金银，有时还能说是故意求名；拒绝不该得到的人，并替那些没有说话机会的家属争取公道，就不只是清贫，而是心里有一条不能越过的线。
韩宜可后来又因事获罪，几乎被处死。朱元璋在谨身殿亲自审问，查清情况后免了他的死罪。换成别人，从鬼门关回来，大概会少说几句，他却接着递交奏疏，一次提出二十多项政务意见，其中不少都获批准。
不久，他被罢官回乡，后来又被召回。朝廷让他起草祭祀钟山、长江的文章，以及晓谕日本、征讨乌蛮的诏书。他写出的文字很合朱元璋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山西右布政使。
此后，韩宜可因事被安置到云南。到了建文帝即位后，他经陈性善推荐重新做官，先任云南参政，后来入朝担任右副都御史，最终死在任上。
他这一生做过监察官，也做过地方大员；进过监狱，丢过官，也重新被起用。官位升降了几次，性格却没有多少变化。
他敢弹劾胡惟庸，并不是因为早就知道胡惟庸后来会倒台；他拒绝朝廷所赐的没官男女，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事情发生时，胡惟庸正受宠，皇帝的赏赐也没有人愿意拒绝。
真正的清廉，不只是家里没有钱，更是不拿别人遭难后的东西装点自己的日子。真正的敢言，也不只是声音大，而是在权势压到眼前时，仍肯把该说的话讲清楚。
所以那个倒空钱箱的故事才会一代代传下来。箱子里空空荡荡，留下的却不是一个“穷官”的笑谈，而是韩宜可做官几十年始终没有轻易放下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