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潘汉年指示袁殊营救，袁殊找到李士群，劝他将许广平从沪西宪兵队引渡过来，“关着也没有用，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反响，不如放了”，李听了袁的“劝说”，将许广平引渡到76号，再由内山完造保释出来。
1942年3月1日，正值元宵节，许广平终于走出牢门。她被关了七十六天，头发白了不少，双腿也因刑讯留下伤痛。来接她的人并不知道，这扇门能够打开，背后不是一次简单的保释，而是一场在敌人内部绕了好几道弯的营救。
事情要从1941年12月15日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控制上海公共租界，大批抗日人士、文化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遭到搜捕。当天凌晨，日本宪兵闯进许广平位于上海的住所，翻查书籍、信件和鲁迅留下的手稿，随后将她押走。
许广平被捕，并不仅仅因为她是鲁迅的夫人。鲁迅去世后，她一直整理、保存和出版鲁迅著作，同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与上海文化界许多人保持联系。日本宪兵认定，她的脑子里藏着一张关系网，只要撬开她的嘴，就可能顺藤摸瓜，抓到更多人。
那一年，周海婴十二岁。他亲眼看着母亲被带走，却不知道她会被关到哪里，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许广平在审讯中最牵挂的自然也是儿子，但敌人很快就利用这一点，拿孩子的安全施压，试图逼她说出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住处。
她的回答始终很简单：自己只是留在家中整理鲁迅遗稿，对外面的事情并不清楚。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平淡，实际很有分寸。回答得太多，容易露出破绽；完全不说话，又可能招来更疯狂的逼问。她用有限的话反复周旋，就是不给对方抓住线头。
宪兵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审讯便越来越残酷。许广平后来在《遭难前后》中写过，被关押期间，她遭到殴打和电刑，手脚被接上电线，身体在电流中不停抽搐。昏过去后，审讯并没有停止，等她恢复意识，又会重新开始。
敌人也换过另一副面孔。有人假装劝她，只要交代几个名字，不但可以回家，还能保证周海婴平安。许广平很清楚，一旦说出第一个人，后面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她面对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许多人的安危，因此始终没有松口。
牢房内的许广平只能靠自己扛住，牢房外的营救则已经悄悄启动。潘汉年得知她被捕后，把营救任务交给袁殊。袁殊长期活动在复杂的情报环境中，表面上同日方和汪伪人员都有来往，实际承担着隐蔽任务，这种特殊身份此时派上了用场。
直接要求日本宪兵释放许广平，几乎没有可能。袁殊选择从李士群身上打开缺口。李士群掌管汪伪特务机关“76号”，与日本宪兵既有合作，也有各自的利益盘算。袁殊没有同他讲感情，而是把继续关押许广平可能带来的麻烦摆在桌面上。
许广平在文化界影响很大，关押时间越长，外界反响就越强烈。日本宪兵既问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又要承担舆论压力，这个人留在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袁殊因此提出，与其一直扣着，不如先将人转到“76号”，再设法放掉。
这番话正好击中了李士群的现实考虑。把许广平接过来，可以显示“76号”有能力处理此事；随后再释放，也能借机卖个人情。李士群同意转押，并不是出于同情，更不能因此淡化他作为汪伪特务头目的罪责。他只是觉得，这样处理对自己更有利。
转到“76号”之后，许广平仍未立即恢复自由，但局面已经出现变化。她不再完全掌握在日本宪兵手中，外部人员也有机会办理保释。日方提出，必须有可靠的店铺出面担保，保证她获释后不会从事所谓的“危险活动”。
许广平不愿让中国商户承担风险，便想到鲁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内山完造经营内山书店，与鲁迅一家交往多年。他以日本商人的身份出面作保，手续更容易通过，也能减少中国朋友遭到报复的可能。
1942年2月28日，内山完造带着书店店员王宝良前去办理铺保手续。直到这一步，潘汉年的安排、袁殊的周旋、李士群同意转押和内山完造出面担保，才真正连成一条完整的营救线。任何一个环节断掉，许广平都未必能够顺利走出牢房。
第二天，许广平获释。七十六天的折磨已经改变了她的外貌和身体状况，却没有让敌人从她口中得到想要的名单。后来，她将这段经历写成《遭难前后》，留下了审讯、牢狱生活以及获救过程中的许多细节。
这场营救常被简化成“内山完造保释许广平”，但最后的担保只是水面上能够看见的一步。真正推动局势变化的，是牢内坚持与牢外行动相互配合。许广平守住秘密，让继续关押失去价值；潘汉年决定营救；袁殊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完成转押；内山完造则办完最后手续。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许广平表现出的坚强，也不是某个人如何机智，而是营救者没有用蛮力去碰一道撞不开的墙。他们看清各方顾虑，顺着敌人内部的利益裂缝寻找出口，最终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
历史中的隐蔽斗争，很少像战场冲锋那样激烈直观。它更多时候是一句话怎么说、一个关系怎样利用、哪一步先走、哪一步后走。许广平能够活着走出牢房，既靠她自己没有屈服，也靠许多人冒着风险在暗处接力。这才是那七十六天背后真正完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