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自家医院做个小手术，7天后死了。丈夫追查发现：主刀、管床、开医嘱的三个"医生"，全都没有行医资格。

2006年1月，北京正值深冬。49岁的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因为长期伏案工作落下了腰疼的毛病，到北大第一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说腰椎轻度滑脱，问题不大，做个手术很快就能好。

熊卓为自己就是搞医学研究的，手头还攥着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她选择在自己工作的北大第一医院做手术，这再正常不过了。自己人，放心。骨科主任李淳德亲自给她做手术，告诉她四天就能下床，很快就能恢复。谁听了这话能不信？

1月23日住院，第二天一早手术就做了。快，真快。

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条不归路。

手术后熊卓为并没有像医生承诺的那样迅速康复。1月30日，术后第六天晚上10点10分，她突然倒地，扶着床边走了不到一分钟就喊不行了。肺栓塞，这是骨科手术后卧床可能出现的致死性并发症。医院开始抢救，整整8个小时的心肺复苏。

当丈夫王建国拿到妻子的病历，他整个人都傻了。病历上清清楚楚写着：肋骨折断了，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诉讼代理人卓小勤后来对媒体说，抢救过程非常粗暴，肋骨胸骨骨折刺破心包、刺破心脏，肝脏破裂大出血，最后根本止不住血。

一个做腰椎小手术的人，最后死于心脏和肝脏破裂大出血。

王建国和妻子相依为命20多年，没有孩子。他跪在抢救室门口求上帝，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那种绝望，谁扛得住？

王建国从医院复印了病历，准备跟医院对簿公堂。结果发现，病历被改了，被改的地方不下10处。

妻子断了3根肋骨这事，在病历里消失了。熊卓为自己走着进医院的记录，被改成了坐轮椅入院。
血栓化验单上，明明现场看到取出来的血栓是白色的，医院出具的单子上写的却是红色血栓。

改病历？这可是白纸黑字的铁证，医院到底在掩盖什么？

王建国和律师继续深挖，越挖越心惊。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三名主治医生——段鸿洲、于峥嵘、肖建涛，竟然全都是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没有行医资格。

最后的死亡证明，也是其中一个人开的。

主刀的医生是骨科主任李淳德，有资质。但手术之后呢？管床的是学生，开医嘱的是学生，抢救的还是学生。一个堂堂的北大医学教授，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被三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全程负责术后管理和抢救。

这事情曝光后，北大第一医院的反应更让人上火。院方说，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还说医学生临床实习是正常的，媒体曝光对他们的医疗事业不利。

央视记者暗访发现，在北大第一医院急诊科，一个叫刘希高的在读博士生直接给记者开了药，而卫生部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里根本查不到他的信息。

记者问他做过多少手术，他说做过小的，阑尾炎什么的。一个还没毕业的博士，就在三甲医院里给病人开药、做手术？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后来查证，于峥嵘、段鸿洲和肖建涛三人属于违法行医。卫生部的网上能查到，这三个人的医生注册时间都在2006年1月31日之后，也就是说熊卓为1月31日凌晨去世，他们几个当天之后才拿到执业资格。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为去世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医院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4月28日，北京市高院终审维持原判，赔偿75万余元。

二审期间的司法鉴定还原了整个链条：北大医院对熊卓为手术的适应症存在质疑；对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检测和预防；出现肺栓塞时没能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理；抢救过程中造成心脏和肝破裂。

法院认定，医院的医疗过失造成了熊卓为的死亡。

75万。一条命，一个北大医学教授的生命，价值75万。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说，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是"要救人"，希望妻子的惨死能警醒医院改善管理，能唤醒医生对病人生命的珍视。他还说，无论法院判多少赔偿，都会以妻子的名义捐出去。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如果连北大医学教授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都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那普通人呢？普通人进了医院，连自己面对的是医生还是学生都分不清，连给自己看病的有没有行医资格都搞不明白。

这不是一个医院的问题，这是整个医疗管理体系的问题。实习医生制度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没有问责。出了事就改病历、就推卸责任，这种生态不改变，下一个熊卓为还会出现。

一个49岁的生命，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个学者最黄金的年龄，就这样断送在"自家医院"的手术台上。而主刀、管床、开医嘱的三个"医生"，没一个有行医资格。

这件事过去快二十年了。不知道今天的北大第一医院，还有多少没有胸牌的人在接诊，还有多少没有签字的学生在开医嘱，还有多少病历在"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