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条建议一出，瞬间戳中无数普通人心里的痛点。

不少人还记得那些耳熟能详的社会新闻，路人好心伸出援手扶起摔倒的老人，反倒被反咬一口索要巨额赔偿。

明明自己没有过错，却要耗费大量时间找证人、调监控来自证清白。

很多人心里生出顾虑，路上遇见倒地的老人，想伸手又不敢伸手，善良被现实的风险死死束缚住。

可现实司法层面，把这类纠纷直接定性敲诈勒索，本身就存在不小的现实门槛。

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有严格构成要件，需要证明主观上存在故意讹诈钱财的目的。

部分摔倒老人的追责，源于摔倒之后意识混乱、记忆偏差，并非刻意图谋别人的钱财。不分情形直接提起刑事追责，很容易出现法律尺度的失衡。

大众真正渴求的，未必是一味重罚。大家想要的是好人不必蒙冤，讹诈的行为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

过往不少类似事件，大多以民事调解收尾，讹诈者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成本。

好心施救者耗精力、受委屈，却得不到对等的维护，这才是社会冷漠情绪滋生的根源。

高额罚款的思路，恰恰瞄准成本失衡这个症结。

即便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民事层面划定惩戒，让无凭无据索要天价赔偿的一方承担经济代价，能够形成有力警示。

同时配套社会层面的引导，完善公共场所监控覆盖，鼓励路人主动留存现场证据，减少好人举证难的困境。

法律惩戒只是手段，修复社会信任才是最终目标。

过度的刑事追责会带来新的争议，但完全放任讹诈行为，会不断消耗整个社会的善意。

如何拿捏好惩罚与容错之间的分寸，考验着现实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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