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人口会出现迅速增长，从7000万激增到4亿，原因很简单。
 
世人提起清朝，总觉得它积贫积弱，割地赔款，窝囊透顶，但有一个数据，不管你服不服，都得承认——清朝入关之初，全国人口不过七千万上下，到了道光年间，已经飙到了四亿。
 
不到两百年，人口翻了将近六倍，这个增长速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觉得，古代人口增长嘛，不就是多生孩子、多种地，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从秦汉到明末，折腾了将近两千年，人口峰值始终在一亿左右打转，一碰到战乱饥荒就掉回几千万，来回拉锯，死活突破不了这个天花板。
 
唯独清朝，一口气冲到了四亿，这背后有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摊丁入亩，把人头税给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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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之前，中国历朝历代征收赋税，都是按“人丁”来算的，家里有几口人，就交几份税，人口越多，税越重。
 
这个制度听起来公平，实际上有个巨大的副作用——老百姓不敢多生孩子，生了也不敢报户口，大量人口隐瞒不报，成了黑户，官方的统计数字跟实际人口差了一大截。
 
康熙年间，清朝搞了一场彻底的财税改革，叫“摊丁入亩”，简单说，就是把按人头收税，改成按土地面积收税，你家里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跟你有几口人没关系。
 
雍正继位后，更是把这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人头税，这个政策一出来，老百姓的生育顾虑瞬间被打消了，这是清朝人口暴涨最底层的制度原因。
 
‌第二个原因，外来高产作物救了命‌，明朝末年，玉米、番薯、土豆这些原产美洲的农作物，通过海上贸易传到了中国。
 
但明朝统治时间太短，这些作物还没来得及大规模推广，明朝就亡了。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这些新作物非常重视，在各地大力推广种植。
 
这三种作物有个共同特点：耐旱、耐贫瘠、产量高，不管什么犄角旮旯的山坡地、盐碱地，都能种活。
 
尤其是番薯，一亩地能产几千斤，三个番薯就能顶一顿饭，饿了挖一个就能活命。在传统小麦和水稻种不了的地方，这些作物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
 
以前，中国能养活的人口上限，取决于有多少适合种水稻和小麦的平原耕地，山地丘陵虽然面积大，但种不了粮食，等于废地。
 
玉米、番薯、土豆一来，这些废地一下子全变成了耕地，可耕种面积暴增，粮食总产量翻了不止一倍。
 
人是跟着粮食走的，粮食多了，能养活的人口自然就多了，这是清朝人口暴涨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第三个原因，一百多年的和平窗口期‌，清朝从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之前，将近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简直是个奇迹。
 
没有战乱就意味着男人不用被抓去当兵打仗，可以安心在家种地生娃，意味着农田不会被马蹄踩烂，庄稼不会被一把火烧光。
 
意味着社会秩序稳定，商业繁荣，物资流通顺畅，灾荒年份粮食可以跨省调运，不至于饿殍遍野。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和平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康乾盛世这一百多年，给人口增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稳定环境，让前两个因素的作用充分释放了出来。
 
但人口多了，矛盾也来了，四亿人挤在一片土地上，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紧巴，社会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
 
到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一起爆发，清朝的架子就再也撑不住了，人口暴增，既是康乾盛世最辉煌的成就，也是清朝晚期最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