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叛将陈国瑞:武艺高强但人品太差,太平天国灭亡后死在戍所
1882年,黑龙江戍所传出陈国瑞去世的消息。这个曾靠一身胆气闯到总兵位置的武将,最后既没有战死沙场,也没能安稳养老。朝廷一度还想再用他,却被李鸿章以性情未改、精力衰退为由挡了回去。对陈国瑞而言,真正毁掉他的从来不是敌军,而是他始终压不住的脾气。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确切生年已经难以查明。十多岁时,他身陷太平军,后来脱离队伍,投奔清军总兵黄开榜。黄开榜见他胆大能战,将他收为义子,他也一度改姓黄。少年时代的这次转向,让他从普通士兵变成清军将领身边的亲信,也决定了他此后一生都把找靠山、靠战功出头看得很重。
1859年攻打怀远时,陈国瑞只带七个人夜渡河流,摸到城墙下攀援而上,又点燃城楼,近身斩杀守军。后续清军趁势登城,他也由此成名。此后在定远一带作战,他肋部中枪,简单包扎后仍继续冲阵,获赐“技勇巴图鲁”称号。这个称号不是虚来的,他确实敢打,而且常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位置。
到了1862年,他已不只是带头冲锋的猛将。淮安、泗州、邳州一带战事频繁,他会绕击、设伏,也敢在雨夜突袭。攻凤凰山时,他亲自带小队诱敌,再让伏兵截断对方。战功累积后,他得到黄马褂和头品顶戴,并正式恢复陈姓。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浙江处州镇总兵,驻扎正阳关。
问题也在这时冒了出来。陈国瑞越来越相信,自己只要能打,就可以不受一般军令约束。僧格林沁还能镇得住他,别的将领却很难让他服气。有一次,他奉命赴援却拖延,被降级并交出部分兵权。他十分不满,外面甚至出现他可能反叛的议论。可一到战场,他又能连续苦战,靠军功把处分挣回来。
1865年春,捻军进入山东。僧格林沁率骑兵穷追,陈国瑞带步兵跟进。5月,高楼寨战局突然崩溃,僧格林沁战死,陈国瑞受伤,因此没有和其他失职将领一样立即被严办。这个结果让他误以为,自己依旧可以凭旧功和勇名横着走。事实上,失去僧格林沁之后,他最大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了。
曾国藩接管军务后,要求他前往归德。陈国瑞行至济宁,与刘铭传的淮军因驻地和军务发生冲突,双方直接动兵,在长沟一带对峙,死伤不少。后来的故事常被说成他率五百亲兵抢夺洋枪,最终全军覆没,但较为明确的记载只提到两军争斗、伤亡严重。这场冲突真正要紧的地方,是他竟把刀口对准了友军。
曾国藩随后指出,同在高楼寨失利的郭宝昌已经革职,陈国瑞不该一直例外。朝廷于是撤掉他帮办军务的身份,收回黄马褂,让他戴罪立功。可他在淮安养病时仍旧放纵,甚至传出要杀义子振邦的事情。漕运总督吴棠上奏后,他被革职押回湖北,部分田产和经营所得被收归官府,只留下银两分年支给生活。
奇怪的是,这还不是他的终点。病情好转后,多名地方大员又推荐他,朝廷将他召入北京,给了头等侍卫身份。1867年张总愚率捻军逼近直隶,陈国瑞两昼夜赶到保定,接连作战获胜。等西捻军被平定,他过去的官职、勇号和黄马褂几乎都恢复了。
这次翻身没有让他吸取教训。他行军仍喜欢自行其是,部下纪律也差,弹劾不断。后来他因伤住在扬州,又与李世忠发生冲突,被绑在船上,险些丧命。朝廷追究后,李世忠被革职,陈国瑞也被降为都司,并被勒令回原籍。他却偷偷回到扬州,再次卷入总兵詹启纶殴死胡士礼一案,最终被发往黑龙江戍守。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时,陈国瑞也因名声太坏而被卷入议论,法国方面曾要求追究他。曾国藩调查后认为,他并未直接参与案件,朝廷因此免议。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些罪名未必坐实,但一个人若长期横行失控,出了大事,别人自然容易先怀疑到他头上。名声败坏以后,即使无罪,也很难再让人信任。
陈国瑞到黑龙江后,朝廷并没有马上忘记他的战功。数年后,有人提出重新起用,李鸿章认为他秉性没有改变,身体和精力也不如从前,于是此事作罢。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他死于戍所。后来一些官员替他陈述旧日战绩,朝廷才准许恢复原官,并在他立功的地方建祠。
在我看来,陈国瑞最值得后人注意的,不是“猛将落难”这层传奇,而是能力与品行失去平衡后的代价。他不缺机会,甚至可以说机会多得惊人。革职以后有人保举,闯祸以后还能领兵,功名丢了又能靠战绩拿回来。可每一次翻身,都被他当成自己可以继续任性的证明。
军队中的勇敢必须受纪律约束,官位越高,越不能只凭个人好恶行事。陈国瑞能冲进敌阵,却走不出自己的性格。他把锋芒当成资格,把功劳当成免罪牌,最后友军不信他,上级不敢用他,朝廷也只能把他送到遥远戍所。一个人可以靠本事迅速出头,却不能只靠本事走到最后,这才是他一生留下的真正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