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县唐家园，当过20年的清朝人，在他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整个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乱世人命不如狗，张自忠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吃饱肚皮和拥有自保的能力，他选择了那个年代最有前途的职业——参军。
1937年夏天，张自忠突然成了舆论中的“坏人”。
北平失守前后，第二十九军主力准备南撤，他却奉命留在城内，处理伤兵、官兵家属和撤退善后，还要同日军交涉。城外的人只看见他没有跟着部队走，却不知道这项任务由谁安排，责骂很快从四面八方压来。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张自忠一生的一把钥匙。
一个已经当到高级将领的人，为何在此后的战斗中，总想往最危险的地方去？除了军人的职责，他心里还压着一件事：既然嘴上解释不清，那就让战场说明，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先进入车震所部。直到1917年，经车震介绍，他才转入冯玉祥的队伍。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他后来的地位，不是靠一次机缘直接送到手里的，而是从基层军官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冯玉祥治军严格，重视训练，张自忠又格外能吃苦，两人的做事风格很合得来。他先后担任营长、团长和旅长，1927年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同时兼任军官学校校长。
与其说冯玉祥只是给了他官职，不如说给了他更多学习、练兵和带队伍的机会。张自忠也没有把提拔当成享受，而是把每个岗位都当成一次考试。职位越高，他对自己和部下的要求反而越严。
他练兵有个特点，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尽量先做到。长途行军时，他很少舒舒服服地落在后面；训练严格起来，官兵也确实怕他。可到了战场上，大家又愿意跟着他，因为这个长官不只会坐在屋里发命令。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原有体系瓦解。张自忠后来进入第二十九军，继续担任第三十八师师长。旧有的靠山已经不如从前，可他仍能掌握一支重要部队，靠的不是几句漂亮话，而是练兵和带兵的真本事。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进逼喜峰口一线。第二十九军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只能发挥夜袭和近战的长处。张自忠参与前线指挥，部队以大刀、手榴弹和有限的枪械同日军激战，他也因此成为受到关注的抗日将领。
谁也没有料到，四年以后，这名打过日军的将领，会因为留守北平背上骂名。
张自忠离开北平、重新回到部队后，没有把大量精力用在申辩上。他明白，当误解已经扩散开来时，一封声明未必能让人相信。与其反复解释，不如回到前线，把自己的选择摆在所有人面前。
1938年春，日军向鲁南推进，临沂方向战况紧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赶去增援，与守军协同作战。部队经过急行军抵达战场，几乎没有多少休整时间，便投入连续数日的拉锯战。
临沂一战伤亡很大，阵地多次易手。张自忠不断调动兵力，要求各部咬住日军。这场战斗牵制了敌军，为台儿庄方向争取了宝贵时间。那些曾经围绕他的责骂，也开始被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压了下去。
此后，他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职位越来越高，管辖的部队越来越多，可他带兵的习惯没有明显改变。
他关心的不只是地图上的进退，还会询问士兵有没有饭吃、伤员能否及时转运、军官是不是擅离职守。许多时候，一支队伍能不能打硬仗，未必只看武器数量，还要看平时积下的军纪和官兵之间的信任。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此时，张自忠已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按照一般的指挥方式，他完全可以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掌握全局，可前线压力不断增大，他决定亲率部队渡过襄河，到河东迎击日军。
这一决定并不是普通的前线视察。渡河以后，退路、补给和通信都可能发生问题。张自忠出发前已经清楚，此行很可能回不来，但他仍然去了，因为前方部队需要有人稳住阵脚。
经过数日作战，张自忠所部在宜城南瓜店一带陷入重围。无线电通信暴露，日军逐渐掌握了部队位置。敌军不断增兵，张部的粮食、弹药和人员却越来越少，能够控制的阵地也在不断缩小。
5月1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发动猛攻。张自忠左臂中弹，鲜血很快浸透军装。身边官兵多次劝他离开，他没有同意，仍在阵地上组织抵抗。
到了下午，能继续战斗的人已经所剩不多。张自忠在十里长山附近殉国，年仅49岁。部下随后组织人员冲入战场，拼死抢回他的遗体。
灵柩运到宜昌时，大批军民前来送行。敌机曾飞临上空，人群仍没有散去。1940年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后来安葬于梅花山。那个曾经背着骂名离开北平的人，终于用生命给出了最沉重的回答。
张自忠值得后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他牺牲时职位很高。他的一生，更像是一条逐渐加重的责任线。
年轻时参军，他需要在混乱中寻找生存和立足的办法；成为将领以后，他要对成千上万名官兵负责；全面抗战爆发后，摆在他面前的已不再是个人得失，而是山河能否守住。
在我看来，张自忠真正难得的地方，是他没有把误解当成逃避责任的理由。他经历过失利，也承受过难以解释的骂名，可当国家需要军人站出来时，他没有退到安全的位置。